特殊群体的就业指导探究——对即将刑满释放人员的就业指导

刑满释放人员指违反刑法而被判处剥夺一定期限自由的刑罚,经过刑罚执行期满后恢复自由身份的人员。对即将刑满释放人员进行就业指导,即根据社会职业需要针对他们的特点,引导他们较为恰当地确定职业定向、选择劳动岗位或者转到新的职业领域的社会活动,使得在他们刑满释放后能顺利融入社会,在回归社会后能够获得满足衣食住行基本需求的正当职业,     

浅议我国死刑政策及其发展趋势

在中国的刑罚历史上最悠久、最残酷的刑罚方法是死刑。死刑是我国当代刑法所规定的一个重要刑种，也是现代刑法理论研究和国际刑法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问题。死刑存废之争是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对死刑存废两派的观点筒要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两派争论所植根的价值取向与前提基础并不相同。当今我国死刑政策之制定必须以国情为基础，对于改善我国死刑政策的现状，不是单纯地提倡保留或者废除死刑，而是重点关注死刑政策的改革发展之趋势。     

初民社会的犯罪与习俗

人工智能技术给传统刑法理论带来巨大挑战,学界对强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存在颇多争议。强人工智能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与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并不相同,因此难以认定强人工智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强人工智能本质为程序,以程序作为刑事责任主体并不恰当;同时,难以设计合理有效的刑罚体系对强人工智能进行适用。强人工智能的价值是服务人类,将其视为附属于人类的"活的工具"似乎更为合理,使用一般技术手段对强人工智能实施的侵害行为进行规制更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现代社会刑罚社会化的认识路径

在刑罚社会化过程中,对犯罪个体实施的刑罚措施是惩罚还是社会化,传统理论与实践认识的误区当前并没有得到厘清。从社会化因素认识犯罪个体犯罪行为,对犯罪个体实施社会化以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现代社会逐步得到认同并形成一定的共识。因而从刑罚社会化过程来考察犯罪与刑罚问题符合现代社会发展与人类时代精神进步。     

以自然法国家观为基础的刑罚必要性研究

对刑罚必要性的考量不能仅以法律为立足点,更要站在哲学的角度进行思考。国家独占着刑罚权,刑罚的必要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取决于报应的正当性和预防的功利性。本文分析了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的国家观,着重从国家的理论起源来讨论刑罚存在的必要性与正当性。     

刑事犹豫制度的理性检视——理念、理论与制度

作为现代刑事法律体系中重要制度之一的刑事犹豫制度,承载着体系性、人道性等科学的刑事法理念;人格刑法学理论的提出与不断发展,也体现着体系性、人道性等理念,与刑事犹豫制度有着共通的价值基础;在刑事犹豫制度的改造中注入人格刑法学的理论与价值,将使得该制度所承载的科学价值理念得到更好的彰显,从而恰适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运作目标。     

简析检察监督和司法独立之关系——监狱刑罚执行监督角度

检察监督作为我国人民检察院的主要职能，是实现我国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而司法独立是一项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宪政原则与司法原则，但司法独立的确立要以法院的理性化为前提，独立司法必须以制约与监督为要件。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司法裁判所进行的法律监督亦即检察监督，不仅为司法公正增加了一重“保险”，而且促进了我国司法独立早日实现的前提条件。可以说，检察监督与司法独立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唯物辩证关系。     

共同犯罪人自首问题刍议——读《论犯罪与刑罚》有感

共同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可以说是刑法理论中最为复杂的理论之一,它涉及刑法学的各个领域,一直以来是刑法理论界研究的重点领域。正因为共同犯罪理论体系庞杂,内容繁多,要仅在《论犯罪与刑罚》第37章——《犯意,共犯,不予处罚》中论述完整,面面俱到,有强人所难之处。因此笔者就该书在共同犯罪一章中,所提到的共同犯罪人的自首问题,展开详细的探讨及补充,以期能够为共犯理论的丰富完善添砖加瓦。     

以诈骗罪规制电信网络诈骗行为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电信网络诈骗行为日益猖獗,以传统的诈骗罪规制电信网络诈骗行为面临诸多困境,诈骗罪要求的欺骗行为、数额结果、被害人处分意识等要件受到冲击和挑战。增设电信网络诈骗罪不仅必要,而且可行。电信网络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财产权和信息安全,其中信息安全是主要客体,客观方面是行为人利用信息网络技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行为,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主观方面是故意,并且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要考虑到电信网络诈骗罪的特殊性,合理配置主刑和附加刑,并充分发挥保安处分性质措施的作用,满足打击和预防犯罪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