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监外执行制度与社区矫正制度比较研究

监外执行就其广义讲,凡是在监禁机构外执行刑罚的制度和活动,都称监外执行。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主要是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以刑罚执行活动为基点,从监外执行制度到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我国的行刑理念、行刑目的、行刑主体、行刑手段...     

论刑罚的正当化根据

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能够从实质上说明刑罚的存在根据以及国家对公民适用刑罚的理由。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应当是预防犯罪的正当性。     

醉驾行为的法律规制问题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醉驾入刑"在全国已经实施了一年多,新法的适用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一定的困扰,醉驾问题也成了近年来专家学者争论的热点。结合危险驾驶罪一年多来在湖北省武汉市的实施现状,提出完善危险驾驶罪法律实施的一些措施:一是结合其他处罚措施,加强打击力度;二是优化查处程序;三是多重证据认定醉驾;四是严格限制缓刑和免刑的适用。     

我国刑罚体系改革的现代化坐标：以检视主附加刑模式为支点

刑罚体系改革是刑罚制度改革的基点与核心。主附加刑模式存在诸多缺陷。应根据犯罪分层理论建立以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的轻重自然人刑罚体系。独立的法人犯罪刑罚体系可以参照自然人刑罚体系规定刑种及轻重。应发挥广义保安处分制度的整合性机能,与改革后的传统刑罚体系融合为二元刑罚制裁体系。     

对《刑法修正案（八）》的七点质疑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改革的推动意义自不容否认,但7处缺憾的存在却使得《刑法修正案（八）》略显粗糙：以刑法修正案消融刑事立法解释的非法性;以刑法修正案修改刑法总则的合宪性质疑;引入治安管理处罚措施;对未成年犯的过度轻刑化待遇;取消死刑罪名、死缓限制减刑导致刑罚体系结构不谐：社区矫正“尴尬入刑”：危驾入刑有违刑法谦抑性。     

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问题研究

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影响刑罚轻重的数额等级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及犯罪的数额起点问题是困扰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应当进一步降低乃至取消而不是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的数额等级应当进一步细分,情节规定应当具体化。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法定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与司法实践脱节而否认其合理性。完善我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犯罪应当沿着数字化、具体化方向发展,凡是可以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基于我国的国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不确定性。     

充分发挥刑罚功能 更好服务社会管理 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刑事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在武汉召开

[本刊讯]2011年11月30日,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刑事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在武汉举行。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刑事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主任周玉华作了工作报告。湖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永文,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郑少三出席了会议。此次年会围绕"刑事法律适用与刑罚功能发挥"主题进行。张军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社会管理涉及方方面面,刑罚的适用是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手段。要充分发挥刑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之考察

正当前我国的刑法理论研究中,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结合看来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主题。然而,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或刑法体系〔1〕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     

刑罚轻缓化的法经济学考察

一、引言在中国刑法学界,认为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层面都应该坚持"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已成一种共识。陈兴良教授更专门撰文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进行了细致的界定和阐述。〔1〕在他看来,宽严相济首先就是该宽则宽,     

监所检察监督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监所检察工作的决定》,加大了对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的监督力度,监管执法的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侵害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违法变更刑罚执行等问题尚未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彻底解决,监所检察仍然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中的薄弱环节。这些不足和问题,反映了当前监所检察运行在监督理念、基础保障、监督方式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和改进。因此,坚持"三个维护"的监所检察指导思想,加强监所检察建设,促进工作机制和监督方式创新,应是我们完善监所检察监督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