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禁刑执行检察监督的现实困境及进路——以《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为视角

我国检察机关负有对刑罚执行进行监督的责任，在监禁刑执行检察监督中存在相关规定不完善、手段与目的的矛盾突出、交付执行和刑罚变更执行检察监督软弱无力的问题，解决之道是制定刑事执行法，增强监督权威、用科技手段加强监禁刑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监督与被监督机关进行信息联网和监控系统联网，强化对监管活动的动态监督、对刑罚变更执行由事后监督转变为全程同步监督、提高刑罚执行检察监督人员的素质，增强人权保护观念。     

批判犯罪学与刑罚性社会——一些新的“社会控制视觉”

本文从批判犯罪学的视角，以刑罚性社会与社会控制为主线，详细阐述了西方社会不断发展的社会控制新视觉，其中包括监狱与社区控制间的关系，监狱、社区控制与公众参与间的关系，以及社区控制的现代化和对私人安全的投入等。其中的利弊纷说，可谓是淋漓尽致。想必这些，对于我国正在兴起的社区矫治建设中的借鉴和参考会有所裨益。     

浅议看守所留所服刑问题

留所服刑罪犯是指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在交付执行刑罚前，因剩余刑期在1年以下而留在看守所执行刑罚的罪犯。我国《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看守所条例》对留所服刑罪犯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213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监狱法》第15条规定：“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由看守所代为执行”；     

论法治中国对法律合理性刑罚目的之双重期待

法律合理性,即在法的基础上对理性的认识、理解以及实现、展开的活动.异言之,即指法的发动具有正当合理的根据.法律合理性可分为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又称工具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Substantial Rationality又称价值合理性).作为法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的刑罚也不例外,有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分.由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二者的不可或缺,当今世界各国的刑法典呈现出将二者相结合的趋势.毫无疑问,法治中国对刑罚目的之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有着双重期待.     

论缓刑的价值

缓刑在刑罚轻缓化的今天具有重要的价值。它能够消除短期自由刑的负面效应,实现刑罚的目的,符合刑罚经济的原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符合轻刑化的国际趋势。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基本问题——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贯彻为中心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罚适用方面,如何针对其生理和心理特点进行定罪量刑,一直是司法实务界所思考的问题,如量刑坚持什么原则,在无期徒刑、缓刑的适用方面有何特殊要求,如何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等。在此,本刊特组织"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问题研究"专题,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与交流。     

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看现行刑罚制度的缺陷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具有显著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事实特征.否则,不仅设定处罚措施的科学性将严重受损,而且实践中还会造成高负面效应.现行刑法典的罪刑设计是以成年人犯罪为基调和标准的,未能考虑到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因而在处罚制度的设计上存在着严重的制度性缺陷.面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严峻性,正视这种局限性的客观存在,理性把握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律和特点并据此形成科学的处罚理念,不仅对司法实践中正确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也有助于立法完善时制定出体现对未成年犯罪人特殊司法保护要求的刑事规范.     

完善矫正奖惩手段 强化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效力

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必须通过国家强制力来保障顺利实施，而最能体现社区矫正刑罚执行强制力的是对违反法律、法规和社区矫正管理规定行为的依法惩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展五年来，由于惩处手段缺乏，给司法所管理社区服刑人员增加了极大的难度，社区矫正作为刑罚执行活动应当具有的权威性和严肃性遇到了严峻挑战，这一问题已成为制约试点工作健康发展的瓶颈。     

论量刑调查制度

量刑调查报告在西方国家有160多年的历史，我国开始于1989年。现在，已经有10多个地方法院实施这一制度。其理论基础是刑罚个别化理论、教育刑理论和罪犯人权理论。在我国实施这一制度的前提是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分离，调查对象应当适用于可能判处所有刑罚的、所有未成年和成年被告人。从调查的主体来看，应当由社区矫正机构进行量刑调查。从调查的内容来看，应当包括个人情况、犯罪情节、犯罪前后表现、行为人的性格特征、家庭背景、教育环境、社区环境、帮教条件等8个方面。为了法官无须解读冗长的文字就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信息，调查报告应当简短化和表格化，形成“量刑调查表”。     

刑法应当增设虚假新闻报道罪

虚假新闻报道形式多样,影响较广,危害重大。单纯的加强新闻报道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以及行业自律和行政管理已不足以遏制其发展与蔓延之势,对于严重危害社会的故意型虚假新闻报道行为必须上升到刑法层面来加以规制,用刑罚方法补充构建起全面治理的责任体系,弥补该类主体刑罚制约的缺位现象,守护新闻报道真实的纯净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