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钱犯罪中三个疑难问题之新探

新刑法将洗钱作为独立的罪名予以规定,为惩治清洗非法收益的犯罪行为开辟了刑事立法的新领域。然而,我国在打击洗钱犯罪方面缺乏丰富的经验,立法上不够完善。本文仅针对洗钱犯罪主体、洗钱行为及未遂标准三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一点点不成熟见解。     

对产业集群就业创造效应的研究与思考

产业集群是产业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产业集群的本质即使在网络经济时代仍然是产业的地理集聚 ,并创造产业、地区乃至国家竞争优势 ;运用区位商分析方法 ,建立“就业区位商”假设作为识别和判断某产业集群就业创造能力的指标 ,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产业集群的就业创造效应 ,并进行对策探讨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文化是流动和扩大的,有变化也有创新,个人可以是一种文化的载体,在文化的不断创新中成为变体,经个人进入集体创造成为了社会的共识,使文化有了社会性。文化如果不为社会所接受就很难保留下来。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当今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陶行知创造教育理论的现代启示

陶行知是我国近代创造教育的开拓者。他针对当时旧中国的教育弊端,进行了教育、教学改革实践,总结出系统的创造教育理论。这一理论既顺应了民国时期教育改革的需要,同时也反映了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趋势。学习和研究陶行知的创造教育理论,对于今天实施创新教育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正当防卫中“故意伤害行为”的规范评价

立足二元行为无价值,否定并无法益侵害可能伤害故意的行为无价值,其仅为道德非价。从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证成伤害故意和防卫意识并不存在异向排斥关系,而是属于逻辑位阶上的同向关系。伤害故意意志因素难以将认识因素作为辅助判断手段,同时,在防卫认识之下,其行为足以确证为正当防卫之成立,并无实质意义上犯罪故意成立之余地,形式意义上的伤害故意与防卫意识兼容成为可能。在目的、动机不要论的区分视角下,坚持正当防卫中防卫动机不要论,伤害故意仅可理解为犯罪动机,与目的行为的防卫意识可以并存;在法治国背景下,立足行为自由,防卫意识与伤害故意并存程度最深的防卫挑拨行为尚可证成正当防卫之成立。肯定二者兼容并不违背正当防卫基本精神。     

青年是深圳建设发展的主力军 ——纪念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

40年来深圳青年的拼搏奋斗史,是特区改革开放史、城市发展建设史的青春版.青年是深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历试诸难""生生不息",深圳青年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广东文化勇闯天下、先行一步的精神品质中汲取精神能量,为深圳"发明新传统"进行积极探索,为形成"深圳精神"做出重要贡献.过去40年走过三代"闯深圳"的青年...     

关系治理会消解村干部政策执行力吗?——基于河长制政策的实证检验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在以“关系”为本位的农村社会,具有实质裁量权的村干部往往会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关系治理”模式来执行政策,通过人际间的情感联系和互惠义务实现彼此行为的约束和激励。本研究以河长制政策的基层执行为例,通过引入政策执行的互动调适理论,构建了一个纳入人情关系、个体能力以及服务动机在内的执行力模型,利用课题组在江苏、安徽、陕西三省共961份调研数据,实证考察关系治理对村干部政策执行力的综合影响。研究发现：关系治理会导致公众对政策接受度的提高和执行者对政策遵从度的降低,在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关系治理的程度与村干部政策执行力之间呈现出“倒U形”关系;公共领导力一方面对政策执行力有提升作用,另一方面也能缓冲关系治理的负面影响,在关系治理对政策执行力的影响中发挥正向中介作用;公共服务动机是提高公共政策执行力的边界条件,当村干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动机时,关系治理对政策执行力的负面影响被弱化。本研究结合乡土社会场域的特殊情境,拓展了中国情景下的政策执行理论,能够为基层政策执行提供政策参考和理论指引。     

大学生体育动机、兴趣和体育锻炼状况的调查研究

对普通高校学生进行有关体育动机、体育兴趣和体育锻炼状况等方面的调查,了解当代大学生对于体育的需要,并以此为依据,为高校体育改革提供参考。     

论德国民法的二元错误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德国民法错误制度的适用对象包括了表示中的错误及意思形成中的错误,具有清晰的二元特征,另外就这两种错误分别规定了错误方可以获得救济的条件.其不足之处主要是对表示中的错误限制得不够严格,以及未充分考虑相对人的因素.我国现行民法中的重大误解制度问题颇多,今后可在吸取德国民法错误制度的优点而避免其不足的基础上设计出合理的错误制度.     

当前公务员行政动力不足的根源及应对路径

2018年,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党政机构改革,旨在改变公务员行政动力不足、惰政、怠政、疏政、观望、行政不作为或行政乱作为等现象,提高新发展要求下的行政体系效能.但一些研究发现,改革后公务员队伍中这些现象没有完全消除,成为提高行政效能的滞阻因素.从个体、群体、组织和环境四个维度分析这些现象的根源发现,公共服务精神缺乏、对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