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合同中第三人权利刍议——以利他合同与不纯正利他合同之间的差异为视角

缘于不得为他人缔约的规则,古罗马法并不承认利他合同。但随着实践中各种难题接踵而至,利他合同逐渐被承认,并且第三人权利也愈来愈成为利他合同与不纯正利他合同相区分的核心要素。但判断第三人是否取得权利,则既要考虑合同的约定目的,也要考虑合同的法定目的,受益第三人为或不为受益的意思表示并不影响其权利的取得。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倡导和弘扬利他精神

所谓利他精神,就是想问题、办事情总是为了他人,不为自己:或者多为他人,少为自己。利他精神是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精神。初唐诗人陈子昂云:“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圣人不利己而忧虑救济百姓是我国古代利他精神的典型。王维在《赠房卢氏馆》中差不多表述了同样的思想:“达人无     

试论进取互利

作为行为规范,进取互利有互利、互容两个层面,有利己不损他、利己利他、利他不损己三种形式;它在互利、互容两个层面体现了主体间的交互性,在利己不损他、互利、利他不损己三种形式上体现了主体性;它有三个原则:“利他”最高原则、“共生共进”基本原则和“无损”底线原则。     

利公还是利他:中西方公益众筹“公益”表征差异及其社会根源

利他性质的慈善众筹在我国目前公益众筹项目中占据绝大部分比例,利公性质的公共物品众筹却发展迟缓,这种"非均衡"发展状态不仅严重限制了公益众筹的效用范围,还会诱发慈善骗捐、众筹信誉受损等棘手问题。中西方公益众筹在受益群体、利公范域、公众参与形式多个"公益"表征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西方公益众筹更加寻求"利公"和"利他"价值的均衡实现。差异产生的社会根源既包括大众认知、福利文化、社会关系等社会层面事实,也有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众筹政策环境等行政层面因素。为推动我国公益众筹均衡发展,更好发挥其在公共利益促进方面的积极效用,需要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构建"监管—治理"协同化众筹政策体系,鼓励非营利组织参与公益众筹实践,积极引导居民参与线上—线下联动式公益众筹。     

志愿者精神中的利他与己他两利之辩

志愿者精神作为一种精神文明的美德,对社会环境甚至国家的公民意识培养起着重大的作用;同时对小我来说,是对人格的修炼和到达高尚情操的必经之路。他是利他与为己利他和为他利己这两种己他两利主义的结合。     

“公司社会责任”灵魂托生之途暨“公司利他权”

关于“公司社会责任”之精神实质或灵魂，本文通过应用理论论证，实践佐证，包括中关之具体法律规定，美国之学术机构解释，典型司法判例，公司守则、行业守则之具体要求以及其他社会实践运动等，证明了其实指公司或董事等高管享有之一项“法律权利”，具有明显之“权利品质”!应当在《公司法》中明确废除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之“公司社会责任”，修改为“公司享有利他权”!     

互惠利他:和谐交往的公民态度

如果按照经济人自利本性的假设,自然可以解释许多人类行为。然而,仍然存在一些行为难以理解,比如利他。利他,与利己一样,都是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品质态度的一个方面。利他的性质不是牺牲,而是通过公民交往实践实现的对他者利益的推动。当前基于社会生物学、社会文化、功利主义等各种角度对利他根源的解释都忽视了社会交往关系中互惠的重要性。利己不是与生俱来的人性本质,利他也不是凭空产生的道德冲动,通过交往活动形成的互惠合作品质,可以成为和谐社会中普遍的公民态度。     

中国传统“义利”观与和谐社会的契合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即“先义后利”,先公利而后私利,在中国绵延2000余年而不辍,至改革开放以来屡受冲击,以致淡忘,故有社会不谐丛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乃是人际关系的和谐,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在今天必须重塑传统义利观念的价值地位,方有可能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志愿服务动机的深层分析

国内的志愿服务研究开展较晚,成果较少。在此基础上,我们把志愿服务工作的参与动机进行了分类调查,并对参与动机与人员流失,以及动机的转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