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轻刑化的实践及完善思考

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采用的标准是轻刑化,目的是为了教育、挽救、改造未成年犯罪人。笔者认为,现行法律制度及司法实践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量刑上失之过宽,这不仅不利于教育感化未成年被告人,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能达到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之目的。在未成年人犯罪量刑上应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尤其应避免不区分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一味从宽的行为。只有刑罚的结果大于罪犯认为犯罪所带来的收益,刑罚才可以收到它的效果,才能真正教育挽救未成年人,使之成为遵纪守法的公民。     

试论犯罪反悔

对于行为人犯罪后的反悔行为,理论界尚未作为一个专题加以论述,司法实践中,也只是作为一个酌定的量刑情节来加以考虑,其从轻处罚的幅度与行为人的悔罪心理并不相称。本文对犯罪反悔的概念、特征、认定条件,以及犯罪反悔与犯罪预备、未遂、中止和自首的区别进行了探讨,对犯罪反悔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入律的现实意义和具体规定进行了论述。     

论情节犯

犯罪情节是构成犯罪事实的基本要素 ,包括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但在有的刑法分则中 ,关于情节犯的规定与其他类型的犯罪在犯罪构成上不相协调 ,有的刑法分则条文对犯罪作情节犯的规定是没有必要的 ,关于情节犯的某些规定违背了刑法法定主义原则。因此 ,建议取消有关情节犯的规定 ,代之以明确具体的规定。     

刑案中执行罚金的几个问题

明确罚金案件由各级人民法院的执行机构负责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二条列举的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各类生效法律文书中，刑事法律文书只有刑事附带民事判决、裁定、调解书。这意味着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案件不可由执行机构     

为龙某抢劫案的自首及减轻处罚辩

被告人龙某，男，22岁，汉族，广州市人，文化程度初中，住本市白云区。     

“硬汉”性格 “冰山”风格——海明威的小说创作

海明威作品能穿越不同民族、国家、制度的屏障 ,在整个世界的空间流传。他笔下的“硬汉”形象 ,表现出一种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精神 ,能越逾死亡的威胁 ,在时间的流逝中获得永生 ,他笔下的那种“冰山”深层结构是群星璀璨的艺术天国中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     

“电脑量刑”：在争议中前行

今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开发了一套规范量刑软件系统，把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输入电脑，只需短短几秒钟就会“算”出被告人该判何刑。人们称之为“电脑量刑”。     

未经所有权人同意抵押无效

案情：2001年12月,张勇因单位体制改革,成为了下岗分流对象。张勇下岗后,不是想办法重新找一份工作,而是整日以酒为伍。借酒消愁。其妻周梅见他不务正业,免不了经常说他几句。2002年11月10日,张勇喝酒后回到家中,因家庭经济开支等问题借着酒劲与周梅发生争吵厮打。争吵过后,     

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非监禁措施的探索与思考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对于涉世不深、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如何施行刑法处罚，如何试行社会改造即非监禁措施的处罚，使其重新做人，这是司法工作者需要探索的课题。一、对未成年人适用非监禁处罚的认识我们认为，对于犯了轻微之罪的青少年适用“非监禁措施”，至少有三方面作用：一是复康作用。通过悉心安排的社会服务工作和一定的辅导，帮助受“非监禁措施”处罚者遵守规则，重建积极的生活模式，引导他们，避免再度犯罪。二是体现积极的刑罚作用。“非监禁措施”只是让违法犯罪     

入罪与定罪:行贿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从行贿入罪规范文本的结构变迁来看,其遵循的是一种以预防为中心的综合治理逻辑:一方面是选择数额加情节的入罪体例,另一方面是采取自由和财产的并罚结构。但是,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行贿犯罪的主观条件也造成了认定犯罪过程中司法裁量的较大弹性空间。相关实证分析和回归模型的结果显示,腐败犯罪治理失衡、行贿量刑整体趋轻以及过分倚重缓刑执行是我国当前行贿罪司法裁判的现实图景。同时,司法实践中也存在部分量刑影响因素功能“缺省”或“溢出”等非理性化风险。面向规范与实践的司法优化,未来应当通过规范文本的前提性修正、监检衔接的制度性保障、缓刑适用的重塑性调整等法治策略,进一步提升行贿罪司法的相对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