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为作案工具的定性和处理

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以及侵害人身权益的犯罪中,动物为作案工具的情况较多,其中大部分作案动物应认定为犯罪工具,但判决却对其遗漏或模糊处理,不利于犯罪预防以及社会治理.问题的解决应从“违禁品属性”“供犯罪使用的本人财物”“再犯可能性”三个方面加强对动物是否为犯罪工具的实体法评价;程序上,针对先行处置不当、审判便利主义等问题,则...     

乡村民宿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以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为视角

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发展乡村民宿产业,是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之一,也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但是,当前乡村民宿发展面临宅基地收益权能的缺失、宅基地使用权归属不明、经营主体的融资难等困境,应该抓住试点地区调整实施现行法律的时间窗口,赋予宅基地完整权能以确认乡村民宿的经营合法性,按照宅基地“三权分置”思路明晰乡村民宿租赁双方对宅基地及其地上房屋权属关系,探索宅基地使用权抵押的实现路径,走出乡村民宿发展的困境,形成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为未来国家相关法律完善奠定坚实的基础。     

制度视野下的私有财产权保护

私有财产权是宪政的基石、人权的屏障、民主的前提、市场经济的核心、社会繁荣稳定的枢纽。保护私有财产权是维持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前提。完善私有财产权保护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宪政建设和法律保障及正确处理私有财产权保护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等方面对私有财产权给予完整充分的保护是我国当前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的重要课题。     

民法典视角下民事生效裁判监督的优化方向

检视当前民事生效裁判监督的现状,发现存在监督案源拓展较为困难、调查核实权运用不充分、办案人员素能难以匹配等问题。民法典实施与民事生效裁判监督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一脉相承,两者兼有供需关系、体用关系等耦合特点。在民法典实施背景下,要践行诚实信用原则推进虚假诉讼治理、践行法条核心要义推进精准办案监督、践行人民至上理念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以实现民事生效裁判监督的优化。     

“三权分置”视域下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法律构造

为破解农村土地人身专属性、农业经营粗放化、破碎化等问题,我国不断深入推进“三权分置”改革,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效率与优化配置。但就普遍实施的出租、入股等非信托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所取得的实际效果来看,依然不尽如人意。而以信托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对于盘活农村土地要素、引导工商资本进入“三农”、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与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明晰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当事人、明确信托财产的归属以及确立信托登记机制,从而建构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法律制度,是促进土地经营权信托流转的必要前提与基础。     

对我国新公司法第34条的几点思考

中国新公司法第34条所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帐薄查阅权是一项法定的基础性权利,是平衡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的产物。股东帐薄查阅权对实现股东知情权有着特别的价值和意义,股东对此权利的享有是无差别的、全面的、全程的,公司负有提供方便的义务,法院应做好司法救济工作。但是,股东在行使该权利时必须出于正当目的:善意性、合理具体性和直接相关性,而且还必须提供书面请求。     

讯问录音录像查阅权的实现困境及制度保障

新刑诉法解释对讯问录音录像作出了一系列规定,围绕其中第54条的内容,学界对讯问录音录像的查阅权产生了理解和适用上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聚焦于讯问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适用范围和查阅权的具体内容.随着程序性辩护和被告人供述合法性审查日益普遍,讯问录音录像的查阅权应当得到保障,其权利内容也将越来越丰富.讯问录音录像查阅权的保障...     

股权让与担保内外部效力辨析

股权让与担保在我国《民法典》动产权利担保制度引入功能主义担保观后,被《民法典担保解释》确认为非典型担保类型之一。因股权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特点,股权让与担保须受到动产权利担保制度和公司制度的双重调整。结合“担保权构成说”和“股权二分理论”,债权人经登记公示取得的股权仅具有担保权性质,并未取得股东身份。对内部关系上,债权人是公司名义股东,无权行使股东成员权,行使担保权时须尊重其他股东的知情权和优先购买权;对外关系上,涉及竞存权利顺位、股东补足出资义务、第三人强制执行、债务人破产等情形时,应对商事外观主义适用范围进行限缩解释,保护债权人担保权益。     

数据可携带权保护范式的分殊与中国方案

有关数据可携带权的保护范式,各国立法与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统一。在立法上,以创设法律条文的方式,将数据主体所享有的其在个人数据上的利益确认为一种权利,体现出立法者的“赋权保护”理念;在现实中,数据可携带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绝对权,数据作为客体并不明确和特定,为衡平数据流通之上存在的多元利益,不得不诉诸对数据携带行为进行更多规制,倒逼“行为规制”模式的产生。对中国而言,目前比较可行的保护方案是“权利化模式”与“行为规制模式”并行不悖,数据可携带权既可以在个人信息保护法框架下进行权利规则的完善,也可以在竞争法领域诉诸对数据控制者更多的行为规制,使“纸面上”的数据可携带权,打破“权利泛滥”的误读,转化为促进数据自由流通的“尚方宝剑”。     

工作权国际标准的女性主义反思

工作权是国际法保护的一项重要人权,也是妇女实现经济赋权的主要途径.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主流工作权法理学仍然更多地反映了西方自由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的思想,存在着关键的性别盲区,不利于实现工作权的性别平等.本文借助女性主义的理论框架,梳理分析现有工作权国际法标准中的几大性别盲区,即主要由女性承担的无酬家务照料劳动不被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