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     

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事实、价值、困境与展望

通过加强选举监督与提供选举指导,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在推进基层民主选举与民主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我国的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也逐渐从点及面,从一个省的试点到多个省的推广、从省级一个层级的推动到省市县乡多层级的联动、从乡村独有到城乡都有,日益成熟和完善。但受制于特定阶段的认知、技术、体制等条件的制约,其在制度实践中的问题和限度也逐渐显现出来。观察广度与深度的限度、观察的独立性限度、观察的技术性限度、观察点的样本性限度、观察的持续性限度以及观察的制度化、规范化限度等,制约着其应有结构功能的发挥和拓展。因此应从法律技术、选聘技术、观察技术、考核技术、监督技术等维度推进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稳预期”需把握三个关键点

“六稳”是在“稳中有变”的形势下保持“稳中求进”的根本要求。“稳预期”在“六稳”中处于基础性和导向性的地位。做好“稳预期”工作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关键点:把握“稳预期”的动态内涵,强化质量导向型预期预期是指经济当事人为了在不确定的未来尽可能地规避风险、获得最大收益,借助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信息,对所关注的经济变量的未来变化做出的尽可能接近事实的预测或判断。“稳预期”是指引导广大民众对国民经济的中长期总体向好的发展趋势形成相对平稳的乐观的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的预测和判断。通常增长速度和数量规模等指标的变化很容易被观察到,历史数据和预测信息也相对容易获取,人们对其的预期容易出现明显的波动,而质量效益指标的变化幅度相对较小,人们对其的预期也相对稳定。     

新冠疫情下的中欧贸易变局与纾困措施

欧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中欧贸易是推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支撑。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国际经贸合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欧贸易增速已有所收窄,双方贸易颓势持续加重;从贸易结构来看,机电及零部件等双方主要的贸易品受冲击最为明显;疫情进一步激化了地缘政治矛盾,中欧产业链的稳定性受到极大的破坏。虽然当前中国在疫情抗击方面已取经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欧盟应对疫情采取的各种政策将给中欧贸易的复苏带来很多障碍。欧盟错失防疫早期窗口,经济停摆期可能大幅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大幅收紧,中欧贸易流通阻力加大;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增加欧债危机风险,进一步降低欧盟市场的需求和加快欧元的贬值;中欧各种贸促活动停摆,部分中小企业订单下跌。对此,我国应采取如下纾困措施:坚定不移地推进中欧抗疫合作,助力欧洲加快走出疫情困局;全力以赴打通内外渠道,保障中欧商品自由流通;及时全面做好欧债危机应急预案,加快产业布局调整与结构优化升级;集中力量推动贸易数字化转型,开辟中欧贸易发展新空间。     

论国有公司董事会选任总经理制度的构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规定要改进国有公司董事会总经理的选任制度,但国有公司存在由于国有资本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形成的代理问题,即廉价投票权问题。为控制代理问题,各国国有公司总经理形成了不同的选任模式。借鉴外国经验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从董事会、政府或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监督以及党组织的审核和监督等三个方面进行制度构建,以控制我国国有公司由董事会总经理选任中存在的代理问题。     

新时代单位治理的制度陷阱与超越路径

单位内部的微观治理是将宏观治理的政策安排在单位内部执行中并具体化。在新时代,我国实行制度博弈与单位治理,是实施渐进式转型的社会单位治理的一种有益选择,在对西方制度变革下单位治理取长补短的同时,转变对社会单位的认识,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相应的政策等是破解单位治理中制度陷阱的不二选择。     

纪念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十周年研讨会发言节选

2019年12月8日国家法官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办学十年座谈会暨判例法与案例指导制度论坛举行,本刊摘录几位嘉宾的现场演讲,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