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金融化的风险与对策

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显著,主要表现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攀升;金融业利润居高不下;非金融企业涉足金融领域业务增多。适度的金融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过度的金融化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金融诅咒"现象,并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为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化风险,需要树立协调发展理念,促进金融与经济良性循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构互利共生的银企关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加强调控和监管力度,建立预警指标体系。     

首次亮“家底”：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33.5万亿

家家有"家底","家底"是家庭追求幸福生活的保障;国家有"家底","家底"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基础;行政事业单位也有"家底","家底"是谋求事业发展的依托。2019年10月23日,2018年度全国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专项报告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首次亮"家底",交出"明白账"。财政部部长刘昆受国务院委托作专项报告。     

2020—2021年东盟国家经济形势的分析与预测

随着COVID-19疫情的全球扩散,东盟国家经济增速急转直下,各国官方和国际经济组织均大幅下调2020年经济增长预期.由于各国实施防控疫情的举措,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减弱,国内消费和投资下滑,生产和出口骤降,服务业遭受重创,失业和民生问题凸显.为应对全球疫情扩散对经济的影响,东盟国家将抗击疫情列为国家议程的头等大事,全力以赴抗疫情、稳经济、稳社会和稳民生.各国纷纷推出经济援助配套计划,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加大财政支出,降低基准利率,稳定汇率和金融市场,援助中小企业和弱势群体,加强区域合作共同应对疫情的影响."后疫情时期",东盟国家经济增长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将取决于全球疫情的消退尤其是重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复苏.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对《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2020年11月11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本次常委会会议于11月10日下午对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普遍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公职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真诚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分析及完善路径

机动侦查权是检察机关侦查权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保留必要性来看,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和公安机关的侦查权均不能取代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地位。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的适用范围做出了限缩,机动侦查权在司法活动中运用的频率偏低。其原因是,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在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要求下存在适用边界不明、启动程序繁琐、机关职权划分不明等问题。在明确《刑事诉讼法》对机动侦查权的功能定位是适时监督、寻求个案正义的前提下,通过划分机动侦查权适用的具体范围、简化机动侦查权的启动程序、确立检察机关启动机动侦查权的主导地位等路径对检察机关机动侦查权进行完善。     

《民法典》共同担保中内部追偿规则的解释论

我国《民法典》第392、699条分别对混合共同担保规则和共同保证规则进行了体系化的规范设计。“物权编”混合共同担保规则延续了原《物权法》第176条，并没有规定共同担保人内部的追偿权；“合同编”有关共同保证的规定，对原《担保法》及其司法解释确定的共同保证人内部关系进行较大的突破。在解释方法上，应侧重于文义解释和目的解释，作出有利于制度生存和商事交易需求的解释。基于债法理论和法律适用的需要，共同保证人之间享有内部追偿权；对于混合共同担保，基于债权人实现债权中“物保与人保平等”的原则和承担担保责任后对债务人债权性质相同的特点，共同担保人之间也应享有追偿权，应类推适用共同保证的法律解释规则。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五重逻辑

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源于经济基础又服务于经济基础。中国制度建设,攸关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中国之治凸显制度优势。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新时代党和国家重要的制度创举,必将对我国文化建设乃至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重大的积极影响。深入理解和把握根本制度,需要科学阐发其内蕴的价值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主体逻辑和实践逻辑。其中,价值逻辑是前提,理论逻辑是基础,历史逻辑是根据,主体逻辑是支撑,实践逻辑是关键。透彻理解和把握"五重逻辑",才能在治国理政实践中更好地坚持和完善这一根本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夯实制度自信,并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意义与实现路径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国内统一大市场是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最可靠的战略资源,是可以利用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基本路径是要强化竞争政策的作用,中长期的突破口在于改革和优化地方政府的职能,破除“行政区经济”的形成基础;而短期的突破口,一是要消除政策歧视,提倡公平竞争,二是推进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内蒙古自治区妇联:复工复产正当时 草原巾帼在行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依靠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经济社会秩序加快恢复,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经走出最艰难的阶段,但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形势严峻,防控工作决不能放松。在以常态化战斗确保防疫发展“两不误”的过程中,妇联组织、妇女姐妹齐心协力、持续奋战、善作善成,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尽显昂扬的巾帼斗志。慎终如始,则无败事;持之以恒,方能善始善终。面对疫情防控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本刊继续推出“抗击疫情巾帼行动”专题,记录“半边天”坚持不懈拓展疫情防控持续向好局面的奋斗姿态,多措并举推动有序复工复产的前进步伐,为夺取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贡献智慧和力量。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模式探析——以北京为例

行政—立法关系在任何层级的政治系统中都是核心和关键。我国地方人大是地方民主法治建设的主体,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本研究以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制度设计和功能的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和人大间关系进行阐释。由于行政—立法关系之间存在的张力,不同的地方实践形成了不同的实践模式,以北京市行政—立法关系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分析发现,可以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关系概括为三种模式,即人大主导的行政—立法关系模式、合作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以及竞争型行政—立法关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