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不能及时清偿债务，债权人应该找政府，还是找法院？

问:某甲因过失致我的亲人某乙重伤,按道路交通事故伤残等级划分标准被评为二级伤残。公诉机关征求我是否对某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时,我的法律顾问某律师答复:暂不参加附带民事诉讼,将另案提起民事诉讼。我的律师认为,作为民事案件起诉,获得的赔偿比附     

住房价格管制的福利经济学分析

近年来,中国城镇住房市场上房价与居民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政府部门用以调控房价的行政管制手段典型体现为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然而,通过对这类限价房产的社会福利与效率效应的分析发现:如果对住房上涨的控制不是基于对市场供求关系的改善,而是单纯的限价管制,不仅不能达到控制价格的政策预期目标,反而会因为抑制产量导致社会福利净损失,而且会因为在流通分配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和商品错误配置而产生多重福利损失.因此,需要在认真分析中国住房供需特点的基础上,在尊重市场基本规律的前提下,找寻调控房价真正持久有效之路.     

水土流失损失耕地不可小视

水利部副部长鄂竟平日前在中华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上指出,中国每年因水土流失损失耕地约100万亩。十五期间,每年因生产建设活动新增的水土流失面积超过1.5万平方公里,增加的水土流失量超过3亿吨。     

民法典视域下的违约利润剥夺责任——以《合同编通则解释》第62条为中心

《民法典》并未规定违约利润剥夺责任,《合同编通则解释》第62条虽有所涉及,但仅笼统规定将违约方所获利益作为可得利益的计算标准,其具体的适用性仍显不足。在解释论上,应当以该条为基础明确违约利润剥夺责任的体系定位。违约利润剥夺责任具有惩罚、预防和安抚功能,在适用上具有补充性与可选择性,是违约责任体系的有益补充。违约利润剥夺责任的适用范围应当限定为违反特定不作为义务合同与营业性违约两种情形,以过错推定为归责原则,其构成要件包括违约方是否获得利益、违约方的主观状态、违约方获得的利益与违约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可得利益赔偿是否充分,计算利润范围时应从积极利润与消极利润两方面提炼利润计算范式。     

票据伪造的风险责任与损失分担研究

票据伪造发生后,在伪造人携款潜逃的情况下,票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将发生很大变动,由此产生的风险责任与损失分担问题也变得更为复杂。对这些问题的合理处置关系到票据的交易安全与流通。由于现行法律规则与司法解释在实践中存在一些盲点,因此有必要从规则及操作层面上进行矫正与重构。理想的途径是通过创设任意性规范与抗辩事由,构建持票人票据权利的分层结构,实现票据伪造、背书伪造发生后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等,从而使各项规则相互衔接,以较好地解决票据伪造的风险责任与损失分担问题。     

基于致灾机理的地震灾害现场评估方法

灾害损失评估是地震灾害应对工作的重要内容,面对20世纪以来既有震害评估方法的局限,专家学者通过震害调查、实验验证和理论分析,提出了以"变形饱和"为标志的建筑结构地震致灾机理新认识,概括了"变形饱和"的宏观表现.本文将对我国地震灾害评估的历史沿革进行回顾,并对震害现场评估实用方法提出建议.     

技术执行的层级缝隙：对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一种解释

地方数字政府建设在绩效提升的同时,也出现了绩效损失现象。既有研究从技术、组织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解释数字政府建设绩效的高低问题,但相对忽视了绩效损失的类型化和政府结构的层级性。本文尝试构建“技术执行的层级缝隙”分析框架,探究不同层级政府技术执行的互动过程如何导致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发生。Y市的案例说明,在技术执行过程中,上级政府的激励失衡、中间政府的目标替代和基层政府的拼凑应对所形成的层级缝隙,最终导致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损失的发生,具体表现为使命型、工具型和权益型三种类型的绩效损失。这一发现有利于深化对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绩效问题的认知,并为提升地方数字政府建设的绩效水平提供了有益启示。     

论行政计划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限制与损失补偿

要破除行政计划必然不利于公民私有财产权保障的认识误区,就要探讨现代私有财产权原理和补偿理论在行政计划领域适用的空间,从而寻求把行政计划所引起的争议解决尽可能提前的路径.由于行政计划具有未来蓝图的性质,能否对公民财产权产生直接的限制,存有争论,应该承认具体的强制性计划可以产生直接限制的法律效果,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构成征用.由于行政计划具有未来性和演进性的特征,补偿的进行也有特殊性.     

耳机究竟能不能戴

如何识别损伤听力的声音声音对听力的损害与声音的强度及刺激时间有关。我们在安静环境中交谈的声音大概是60分贝,超过70分贝的声音,将对我们的耳神经细胞造成伤害,这种伤害会随着时间的延长而累加,而且是持久的。70分贝的声音大概是家里吸尘器的声音强度,在地铁中声音也常会大于70分贝。急性的爆震性声损伤患者,往往会及时就诊,多数能够获得缓解,不     

论国家赔偿中的“直接损失”

《国家赔偿法》(1995)第28条规定"对财产权造成其他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国家赔偿法》(2010)第36条继续沿袭了该规定。"直接损失"的概念从民法中引进,但其目的和理念却与民法大相径庭,学界对直接损失的定义加深了司法实践的困惑,使得国家赔偿法上的直接损失理论不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引,反致理论与实践出现背离。本文通过对司法实践中法院对直接损失的认定标准与学者所设计的理论进行对照,辅以民法上相关概念的考察,试图揭示当前国家赔偿法直接损失理论存在的缺陷,并进而提出两个优化方案:即国家赔偿标准上直接适用民法规定的理想方案,以及对直接损失作重新解释的稳妥方案。在保持现有国家赔偿制度稳定性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赔偿标准理论上的自洽与事实上扩大受害人赔偿范围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