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现代化理论的整体视界、思维特征与历史哲学底蕴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化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揭示出现代化是诸多条件因素交互作用下的转型运动,是普遍性与多样性并存的自然历史进程。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步性和内在隐忧,从物质生产过程出发把握现代社会的生成逻辑,并在世界历史总体格局中探寻现代化的演进趋向,展现出辩证的、实践的、全球的思维特征。     

节俭式创新:韩国社会企业发展现状与创新模式分析

本文以韩国社会企业为研究对象,在详细调查韩国社会企业的扶持制度与相关政策基础上分析韩国社会企业的发展状况.为探索韩国社会企业的创新特质与商业模式,本文以节俭式创新为理论框架对其内涵、特质及过程进行了分析,发现社会企业在内外部资源双重约束的情况下,可通过节俭式创新形态在新技术、流程与模式方面降低产品成本的同时提升产品质量与性能.本文以颇具代表性的两个韩国社会企业愉快助听器公司和土新生为例,分析其内外部创新模式与特质,以期为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青山一道同风雨睦邻友好开新局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开辟了国际关系的新道路。"条约"肇始于顺应世纪之交的时代发展潮流。中俄两国从各自发展振兴和两国人民长远利益出发,深入思考世纪之交国际形势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趋势,深刻总结中苏关系数十年跌宕起伏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建立完全不同于冷战时期的新型国家关系。中俄两国人民守望相助、同舟共济,携手投身国际抗疫合作,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赋予"条约"新的时代内涵,谱写新时代两国睦邻友好的壮丽篇章。我们坚信,只要永葆世代友好、合作共赢的初心,肩负时代责任与历史使命,中俄合作必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造福两国人民,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十年实践的历史考察

本文主要从以下4个阶段对中俄战略协作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初步考察:战略协作确立及其框架的初步形成(1996年4月~1999年3月)、重点联合抵制美国单边主义政策(1999年3月~2001年9月)、中俄战略协作在深度磨砺中发展(2001年9月~2004年10月)和中俄战略协作走出磨合,进入稳定而务实的发展时期(2004年10月至今)。     

多党合作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总结

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的五大特征和本质要求,其中面对人类社会亟待解决的世界性贫困难题,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多党合作助力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的“毕节经验”便是其中之一。毕节曾是贵州人口最多、共同富裕难度最大、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极不协调、人与自然矛盾最为突出的地级市,得益于统一战线三十五年如一日的倾情帮扶,创造了多党合作毕节实践模式,探索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践路径,是多党合作服务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总结。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必须牢牢把握的重大原则,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作出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深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倍加珍惜中国式现代化重大成果,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原则,坚定不移地把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与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诸成效。     

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并联式”特质

现代化的“中国样本”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有原则的实践,既具有独特优势,也面临特殊难题。中国式现代化既然是“中国式”的,就自然具有中国特质。理解和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是要精准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质。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互鉴性文明”“整体性文明”“竞合性文明”逻辑,超越“单一线性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多样性与“时空压缩”效应;超越“单向度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全面性与“协调发展”效应;超越“国强必霸论”,体现了现代化的和平性与“文明发展”效应。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从发展进程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并联式”的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是“串联式”的现代化;从建设内容看,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的现代化,而西方现代化特别是早期的现代化则是单维的;从建设成效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串联式”发展逻辑,表现出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为特征和注重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并联式”发展逻辑。中国式现代化是发展起来的中国对人类作出的创新性贡献。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探析——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国情审时度势,围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强调了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求完善分配制度这一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安排。这意味着推进共同富裕不仅有政治基础、价值基础和经济制度基础,还有中国特色的分配制度这一基础性制度安排。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丰富社会财富与合理分配社会财富的关系、科学认识“三次分配”的性质和功能、准确把握2035年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几个目标,在坚持人民至上的基础上,从价值目标、整体设计与分步推进三个层面,推进分配制度这一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的改革完善。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演进、哲学意蕴与生成逻辑

从“工业化”到“现代化”再到“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一条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物质与意识的辩证统一和系统观念。基本国情、根本制度、自然规律和中华文明优秀特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独有的鲜明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领域协同推进,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党建的“社会建构”逻辑——基于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视角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党建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的重要保障。党建创新的根基在基层,建设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党建创新的重要目标。当前,我国多数城市社区本质上属于单纯的“地域性”社区。要实现由单纯的“地域性”社区,到社区共同体,再到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转变与提升,须解决目前社区治理“内卷化”引致的治理体系不健全、市民“原子化”引致的居民主体性缺失等难题,对此,推动社区党建的“社会建构”成为必然选择。理解社区的“过程性”特质、正视社区治理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成为社区党建“社会建构”的逻辑起点。以“主体补位”应对社区治理主体不健全,以“社会培育”应对社区居民主体性缺失,构成了社区党建“社会建构”的行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