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青羊区康庄社区：“渗透式”了解民情，从源头预防矛盾

成都市青羊区康庄社区是成都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中形成的以拆迁安置农民为主体的村转社区。面对拆迁安置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多、群众利益诉求复杂、管理服务难度大的实际，社区党委通过建立“三大平台”，主动渗透到居民中了解社情民意。     

中江县:“三本台账”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

按照"民生台账、困难群众台账、稳定台账"三大类建账,实行一事一记一档活页式管理。2012年以来,中江县全面推行"三本台账"工作法,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自上而下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将矛盾解决在萌芽、化解在基层。分类"建账",变加工筛选为原汁原味。广泛开展"五访五问"活动,收集民生民困问题,即:访能人问发展、     

移动网络先行助推贵州发展

近日，从贵州省通信管理局传来捷报：2013年，全省通信行业围绕民生工程重点工作任务，团结协作，攻坚克难，提前3个月超额完成了“新增1300个以上自然村通电话，新增1200个行政村通宽带”的任务。作为全省通信行业的主力军，贵外1移动制定了更高的目标要求，2013年将完成新增950个自然村通电话，2100个行政村、150个农村学校通宽带。     

刍议加强路地警务协作

加强路地警务协作是公安机关实现内涵式发展、积极应对新挑战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浙江省路地公安机关在警务协作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取得的成效证明：只有坚持“大警务、大治安、大联防”的协作理念，与时俱进，不断拓宽思路、深化协作，努力形成整体联动、信息共享、互利双赢的大协作格局，实现向深度协作、广泛协作的转变，才能共同为浙江省及浙江铁路和谐稳定保驾护航。     

浅析乡镇改革未来的发展走向

一、三种不同走向的判断伴随我国乡村社会的变迁,乡镇这级行政层次何去何从,未来的改革朝着一个什么样走向发展,是近年来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有关乡镇改革未来发展走向的争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判断。"强化式"改革,即在保留乡镇一级政权的前提下进行体制内的改革。其主要理由为:一是作为基石乡镇政权是国家政权的末梢,重要性是无可替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二是强化乡镇政权,理顺     

应建立全社会的“转基因共识”

目前,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业转基因生物的研究、安全管理、科学普及.这虽是近9年来中央一号文件中第六次提到转基因技术,但还是引起了关注. 近年来,转基因一直是个热点话题,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难以达成共识,其中原因发人深思.究其根本,当转基因技术从实验室进入人们生活时,就不仅是个科技问题了,已变成了社会问题.解决好社会问题,离不开科学思维,更离不开社会思维.     

守护千年姑苏——苏州法院为历史文化遗产提供司法保护纪实

一座姑苏城,半部江南诗。一条运河,纵贯千里穿越千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一座古城,与运河共生共荣,让世界品读了2500年。司法守护“天堂”遗韵,迎来高光时刻。2020年12月1日,《大运河(苏州段)保护司法协作协议》签约落地,大运河保护法制教育基地揭牌;12月4日,苏州知识产权法庭以传统苏绣文化再创作为主题的论文,摘得江苏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年度学术论文一等奖……     

荣昌县人民法院 落实科学发展观 践行和谐司法战略

自2007年以来,荣昌县法院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构建和谐社会,积极探索和实践和谐司法战略。五年间,法院队伍素质显著提升,和谐司法战略稳步推进,司法保障能力明显增强,成功跻身全市优秀法院,并向全国优秀法院的目标迈进。班子队伍:在传承中发展围绕"公正司法、司法为民"宗旨,加强干警队伍建设,五年来干警增加不足20人,案件却由2500件左右增长至7000余件,工作任务翻了两     

攀枝花:地企协作机制护航亲清政商关系

"攀枝花给予了攀钢全力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深受感动。希望地企双方传承友谊,共同努力为‘攀钢航母舰队’出海护航,地企携手前行,加快推动攀枝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0年4月22日,在攀钢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和攀枝花市纪委监委地企协作机制签约仪式上,国家监委驻鞍钢监察专员、鞍钢集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孟庆旸如是说。攀枝花因矿而建、因钢而兴,当地人说",没有攀钢就没有攀枝花,工业不强不叫攀枝花"。半个多世纪以来,地企双方休戚与共。2020年,为促进地企纪检监察协作更加务实、深入、全面,攀枝花市委市政府、市纪委监委不断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完善地企协作机制,用制度巩固亲清政商关系。     

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机制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余杭区作为杭州市域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的主战场之一,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突破市域社会治理传统瓶颈的关键。基于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在余杭区社会治理中的实践探索,健全党建统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协作沟通机制、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优化"政社互动"机制、创新线上协同治理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培育机制等,应该成为未来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的实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