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代言虚假金融广告行为的刑事治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催生了各类融资平台的产生。同时,平台又借助明星代言人的宣传扩展自身的业务及影响。一旦产生金融风险,将叠加明星效应,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冲击社会发展的稳定预期。通过梳理明星代言虚假金融广告的相关案例,对其逻辑动因作初步阐析,分析司法适用中存在的痛点困境,提出增加虚假广告罪主体、出台配套司法解释、完善定罪量刑标准,进而增强刑事治理的有效性。     

犯罪控制刍议

犯罪控制是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国家机关运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通过各种措施,发现、制止和打击犯罪,以防止和减少犯罪危害的过程.犯罪控制的主体主要是负有犯罪控制职责与职能的国家犯罪防控职能部门;犯罪控制的客体是诱发犯罪的原因--即与犯罪有关的人、物、情景等因素;犯罪控制的基本手段从高到低依次包括政权、法律、纪律、宗教、道德、习俗等社会规范层次.为了实现犯罪控制的目标,必须设计具体的犯罪控制指标和制定明确而有力的奖惩性保障措施,将犯罪控制在正常度以内.     

我国商事登记立法的不足与完善

商事登记制度在我国设立多年。我国商事登记立法中存在诸多缺陷,如商事登记立法之间存在冲突,立法形式分散,法出多门等等,为此,应实行公私法分离立法模式,统一完善商事登记制度等措施,以完善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     

完善利益表达机制促进和谐社会构建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社会已经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基本格局。多种利益主体逐步孕育、发展、壮大,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由于不同利益主体发育的程度不同,他们争取和表达自己利益的能力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     

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的实践与思考——以井研县“有事来协商”为例

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具有协商组织架构完善、协商程序严谨、协商机制成熟等优势。井研县政协通过把牢协商推进“方向舵”,拓展联动履职“新平台”,打造协商推进“生力军”,压实协商落地“监督网”,探索协商实践“新经验”积极推动协商民主向基层延伸、与基层协商嵌入。要做好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效衔接,必须坚持“党委主导、政协主推”“政协搭台、群众协商”“优势互补、互融共促”的原则,从“一核引领”把方向、“两维延伸”强支撑、“三方协同”汇合力、“四个衔接”提质效上下功夫。     

2004年宏观政策调整和企业投资机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2004年宏观经济政策将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中央仍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推动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但政策的力度和方向将做出适当的调整,这为各级各类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时代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厚植于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基础上,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于一体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其最新理论成果。如果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国家的产生与消亡、国家的本质与职能等问题作出的科学阐释,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总结和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无产阶级专政与革命领导权、人民主体地位、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实现了创新性发展。     

推进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机衔接的实践与思考——以盐城市为例

推动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的有机衔接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盐城市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坚持把基层党组织主心骨作用、人民主体地位和协商民主主阵地功能有机融合,构建一方主导、多方参与的公共协商平台,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政协力量。     

理论创新的前提、动力与阻力

理论创新不是凭空实现的,而是在一定的前提条件和动力作用下发生和完成的。主体对既有理论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主体自身认识的发展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而实践的发展所提出的新问题、人们对旧理论的怀疑和批判等等,则构成了理论创新的动力。同时,创新的过程总是会遇到思维定式、惰性以及理论功利主义等阻力。理论创新也是一个克服创新阻力的过程。深入理解理论创新的前提、动力和阻力对于推动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的构建

我国应选择以<商事通则>为统率,以商事单行法调整具体商事关系的商事立法模式.在此立法模式下构建我国的商事主体法律制度,应当遵循保守与超越的基本理念,这是由于新时期我国的民商事立法模式和民事主体与商事主体的关系所决定的.<商事通则>中商事主体的概念应以商事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为要素,超越传统商法中商人概念的确定模式;明确规定商事主体的消极资格,放宽对商事主体营业能力的要求,超越传统商法对商事主体资格的认定标准;在商事主体的范围上,以民事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为基础,尊重我国的社会现实,不明确规定商事主体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