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宪治国 依章治党 依纪治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的重要论述精神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法治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深入贯彻有关精神,把法治理念落实到治国、治党、治吏上,就是要依宪治国、依章治党、依纪治吏。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按照党的章程指导党的工作、开展党的活动、加强党的建设,以党纪为准绳约束干部、管好干部,把从严要求贯穿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     

皇帝的治吏奇招

汉武帝首创反腐办 在中国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汉书》评叙汉武帝刘彻“雄才大略”，他一生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的“伟大”事业，在反贪腐这一领域有所作为自然也不奇怪，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章程

<正>(2012年5月第十届全国理事会会议通过)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本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名称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全国友协"。英译名为THE CHINESE PEOPLE’S ASSOCIATION FOR FRIENDSHIP WITH FOREIGN COUNTRIES,简称"CPAFFC"。第二条本会作为民间外交组织,代表中国人民在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广交深交朋友,奠定和扩大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关系的社会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争取广泛的国际支持。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

借助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分析框架,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梳理,可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加强党的领导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根本保证,法制化是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基本途径,公共理性的培育是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前提。在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发展的历史经验,对于继续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意义深远。     

论合作行动的条件:历史背景与人的追求

在工业社会的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共同行动所采取的是协作行动模式,当我们的社会在全球化、后工业化进程中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时,协作已经不再能够成为共同行动的有效模式,而是需要去建构起一种合作行动模式。特别是面对频发的危机事件和在风险社会中去开展行动时,共同行动中的随机性行为选择和灵活性的反应机制都要求人的共同行动必须是合作行动,而不能恪守协作行动的模式。在此情况下,作为行动者的人需要重新定义。虽然语言、劳动依然是人作为人的必要条件,但更需要从人的行动的角度去定义人。合作行动中的人是有道德的人,反映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信任。正是信任,构成了合作的前提。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是服务和从属于人的共生共在的,每一个行动者的每一项行动都必须指向人的共生共在,也只有以人的共生共在为目标的行动才是真正的合作行动。     

邻避冲突何以协商治理:以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为例

既有理论研究显示:为了有效应对邻避冲突并走出邻避困境,协商治理已成为必然趋向。从杭州九峰案例来看,前期缺乏协商治理导致邻避冲突发生,而后期通过有效协商治理的展开,最终实现了项目原址重建。杭州九峰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浴火重生"表明:有效的风险沟通、合理的利益补偿与成功的协作治理是实现邻避项目协商治理的基本要素,这无疑为地方政府走出邻避冲突治理困境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河北魏县德孝治县破养老难题

魏县位于河北省最南端，是河北省第一人口大县、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一到漳河南，回到解放前”曾在魏县流传甚广，一大二穷三乱是其真实写照。谁能想到，只几年时间，魏县21个乡镇全部建起高标准敬老院，全县建成村级互助幸福院252个，还评选出孝贤媳妇2500多名，星级文明户12000多个。魏县的老龄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先后被评为“河北省老龄_下作先进县”。魏县的敬老院和光荣院分别被评为“省甲级敬老院”、“省甲级光荣院”，老年公寓则获得全国“星光老年之家”等诸多荣誉。     

以共治自治化解社区二元结构多种需求

上海市黄浦区老西门社区(街道)党工委在推进社会建设和社区管理过程中,面对二元结构、多元需求的新情况、新问题,积极探索社区共治新途径,努力搭建社区共治新平台,建立健全居民自治新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区共治自治新格局。     

公共政策问题“界定”中的协商民主:逻辑、价值与理由

公共政策问题是“界定”而非“发现”的观念表明,尽管需要政府介入的“问题事实”客观存在,但“问题”并非不言自明,“问题”是经由社会建构而被赋予特定意义的.在协商之“受更佳观点之理性说服力量的驱动”的驱动下,协商民主可以更准确、具体地界定公共政策问题,强化公共政策问题界定的合法性、公开性和责任性,促成利害相关者在政策执行阶段形成更多的自愿性合作,减少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回火”问题.     

法治天津与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既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要求和自然延伸,也是依法治市原则在公共领域的具体体现,更是法治天津的重要内容与实现途径。公众参与和法治化深刻反映了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实现法治天津这一战略目标,必须加快推进公众参与法治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