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

答：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就需要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的作用。十八大要求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     

发挥重要渠道作用 推进协商民主进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鲜明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推进政协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这是重要历史贡献,也是重大理论创新。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的主要渠道和最为重要的实现形式之一。长期以来,在推     

晋城市城区创优绿色环境 建设美丽城区

近年来，昔城市城区以创优绿色环境为抓手，努力营造优美的生态环境、优越的产业环境、优良的社会环境、优质的政务环境，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发展和谐共进、生机盎然的绿色崛起之路。     

简论习近平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的发展

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以来,习近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及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丰富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深刻内涵,突显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价值,界定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作用范畴与协商主体,明确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建设目标,完善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路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系列论述具有极强的思想性与指导性,是今后一个时期引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与行动纲领,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与宝贵的实践价值。     

领导干部在读什么书

正领导干部在读什么书?哪些书在党政机关最受欢迎?本刊统计整理了2013年以来,当代贵州先锋书社畅销书目,并结合当代先锋网正在开展的"贵州领导干部最喜爱的十本书"评选活动,推选出十本在贵州党政机关受欢迎的书目,此外,还邀请了部分领导干部推荐他们正在阅读的好书,供读者参考学习。     

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基于协商民主环境建设的视角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对协商民主环境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表现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建设协商民主文化的基本要求,也是完善协商民主法律的价值准则,加强协商民主监督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协商民主环境建设的重要任务来抓。     

寻求良法之治——湖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科学民主立法新亮点

法，治国安邦之利器。现代文明社会，也是一个法治社会，需要良法之治。湖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不断完善立法体制机制，积极探索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新途径，把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决策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地方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破解制约改革发展的突出问题，     

围绕中心 依法履职 全力推进依法治县进程

近年来，滦南县委围绕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行政，提出了依法从严管理社会的理念，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进依法治县。2012年滦南县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以来，始终紧紧围绕依法治县这一工作主题，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扎实工作、锐意进取，全面监督和配合了依法治县各项工作的开展。     

中主抑或圣人——以人格与位格为中心维度的韩非君主理论

权力的构成及运作方式是政法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以君主统治样态存在的政制关系中,作为权力系统的承载者与运作者的君主,是不同政法维度的关系的连接者.本文以韩非的君主权力及其运作方式为切入点,围绕君主得以集权独断的理论基础,分析韩非以君主独治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中各种规范的具体应对,从君臣之维、君民之维、君国之维、君法之维及君主的人格与位格之维等不同角度揭示其君主理论的内在对应；法要求君主的公正开明与术要求君主的诡谲莫测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两者对于君主的形象是互相排斥的,两者的统一只能在于圣人一身,即以反制度的术达成制度化的法,而因君主不受法的约束且高居于法之上,在法与术的运用中,君主不能保证法的公开性与明确性不受术的破坏,法的规则之治屈从于君主的权力权威.经由法术势的结合达到的君主独治状态,基于势而形成的中主之治与运用法术所要求的圣人之治的偏差,不但在君法维度,而且在君主的人格与位格维度上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冲突.此种冲突使其理论未能在实践中达到其预设的“明主之国”的明主之治,“至治之国”与“至安之世”无从实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君国层面上的政权存续问题,韩非在应对封建之天下与大一统之专制这两个面相的国家时所产生的内在冲突,更彰显了其理论的时代意义.     

共在与共生:论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

在我国的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始终未能形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后工业化的复杂性倒逼着治理系统必须尽快由管控走向合作,摆脱相互缠绕的奇特问题引致的各种不可治理性。政府与社会组织作为共在的治理主体,亟需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由目前的共在状态转变为共生状态。维系合作共生关系的纽带不是法律或权力,而是一种"共同虚构",这种虚构要保证"他者"的在场。共同虚构在绑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同时,也建立起了一种无形的边界,将这种新的治理共同体围困其中。这就需要对拱卫封闭性的传统秩序进行彻底变革,置换治理主体的传统行动逻辑,改变他们对合法性秩序的追求,转而建构一种合作性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