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自主创新是否违背国际规则?——对国民待遇原则的再思考

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课题.在分析知识产权公约国民待遇原则发展的基础上,对我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探索进行梳理,在WTO框架下对自主创新政策与国民待遇原则的关系进行阐释；进而认为,鼓励自主创新与现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并不矛盾.而如何在一国司法自治内对国民待遇进行解释,是全球化时代实现拓展国内政策空间与履行国际义务间平衡的关键,也是建立鼓励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新刑诉法特别没收程序的实质与不足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目前联合国在打击腐败方面的具权威的公约。该公约第五章规定了资产追回机制,其中第54条第一款第3项规定:各缔约国应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在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者其他有关情形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这类财产。为此,各国在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民事没收制度和缺席审判制度来实现这一目标。而我国新刑诉法采取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来解决这一难题,然而,新刑诉法这一开创性做法,在程序和实体方面也难免存在一定问题,本文主要通过比较研究的视角来略加探讨。     

日本单一窗口的构建及其制度性启示

日本单一窗口构建属于"单一系统"模式的成功典范。自1978年启动第一个电子通关系统——空运NACCS系统开始,通过30年的努力,分三个阶段实现了以海关NACCS系统为核心系统的单一窗口。在其构建过程中,NACCS的核心系统功能,领导机构与运营主体以及立法先行、动态修订的单一窗口法律保障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分析日本单一窗口的构建进程可以发现,解决单一窗口的瓶颈与障碍不在于电子技术,而在于制度构建与机构整合。强有力的单一授权领导机关,单一窗口制度构建的思维转换,制度改革与机构整合的法律化,这三项内容是单一窗口得以顺畅有效运作的重要支柱。     

浅议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华盛顿公约》和《纽约公约》力图构建一个公平、公正、便于执行仲裁裁决的国际机制,使任何仲裁获胜方的当事人能在任何缔约国申请裁决的承认和执行。虽然两公约的生效的确大大促进了国际投资仲裁制度的发展,但在实践中暴露出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两公约在我国的承认和执行同样存在一系列待完善之处。     

规则的解释与解释的规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1条“Context”实证研究

通过对国际(准)司法条约解释实践的研究,以揭示"上下文"在条约解释要素体系和实践中的地位及运行机理。争议用语的词典含义往往不止一个,关注"上下文"的主要原因是为证实"通常含义"。"上下文"是选择通常含义的一个助手,任何超字面解释方法的修正者。除直接语境意义上的"上下文"和第31.2条界定的更广泛含义,"上下文"可能还包括条文中蕴含的任何结构或计划作为一个整体的条约。直接的"上下文"主要包括争议词语所处的条文或短语的语法结构——(分)标题、序言、开头语、标点、时态等。条约序言无法律效力,其法律价值主要在于解释性价值。序言在正文方面的意义是作为挑选和修正所使用词语的通常意义工具的一部分。VCLT未界定或使用"开头语"一词。该词主要用来描述条文的开头语。条文标题不仅是条约的一部分,而且其内容也可能有助于解释用语含义。但标题常太具一般性而不能提供准确的指引。似应在启发的意义层面上理解对VCLT的适用方式,不存在绝对的、普遍适用的解释标准。能被用来获得合理解释的其他技艺、技术和原则,只要不与VCLT冲突,也可接受。VCLT相关解释规则的系统性仍有改进空间。     

野生动物保护:一个永恒的话题

2013年7月3日10时,坐落于陕西省中部的铜川市耀州区柳林林场,32只经过野化训练的人工繁育朱鹮被放归自然。这是朱鹮在秦岭以北首次大规模被放飞,旨在恢复朱鹮的历史分布区,促其种群复壮。这也是中国政府守护美丽生灵、守护人类家园,善尽国际国内义务的又一次行动。中国是世界上野生动物种类最丰富国家之一,已记录到的脊椎动物约6500多种,约占世界脊椎动物种类总数的10%。其中,朱鹮、大熊猫、金丝猴、华南虎、扬子鳄等470多种陆栖脊椎动物是仅分布于中国的特有物种。丰富的物种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宝贵自然资源,然而因环境污染、人为因素等,为野生动物的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难度。在生物多样性日趋丧失的今天,发展中的中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野生动物保护,并将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中。早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就发布了《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并于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中国第一批自然保护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加快了野生动物保护的步伐,1981年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1988年颁布了《野生动物保护法》。世纪之交,中国还投入数千亿资金启动实施了     

国际法律程序中法官和仲裁员因素 ——以中菲南海争端仲裁案为例

国际法律程序包含了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在上述程序中，国际司法程序中的法官和国际仲裁程序中的仲裁员的个人因素都或多或少会在法律活动中产生一定影响。国际司法程序的法官具有独立性，需宣誓只效忠法院或法庭，但其独立性是相对的，选举阶段的政治因素以及当选后法官的国籍、思想、观念都会影响他/她对案件的处理；国际仲裁程序的仲裁员的独立性较之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的法官更显不足，争端当事方指定的仲裁员往往代表其利益，维护其立场。在国际法律程序中，法官和仲裁员会在程序规则的制定、传唤证人或专家及视察涉案地点、收受证据、查明事实和法律、对判决结果发表个别意见和反对意见等诸多法律环节拥有一定权利并发挥一定作用。了解和掌握上述法律程序以及法官和仲裁员的个人作用，对于中国已卷入的菲律宾发起的强制仲裁案件以及未来的潜在案件会有所帮助。在中国暂未参与仲裁程序，而且放弃指派仲裁员的情况下，对仲裁员因素的研究有利于监督和避免不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一旦中国在未来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仲裁程序时，需在规则范围内去发挥和制造有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     

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共同实体"要件之认定研究——寡头垄断成员内部竞争状态的解构

共同市场支配地位制度源起于欧盟竞争法,其认定逻辑是分别审查寡头垄断成员的内外部竞争状态.其中,内部竞争状态的审查是理论难点,也是共同市场支配地位与单独市场支配地位在认定上的核心区别所在.依欧盟判决,寡头成员须基于紧密的联系而能够在相关市场上作为一个"共同实体"一致出现或行动.我国反垄断法虽规定了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推定标准,但未全面、准确地理解"共同实体"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与特征.为精准构建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框架,应着重把握"共同实体"内部"紧密联系性"特征,确认共同市场支配地位的内部处于缺乏有效竞争状态,并结合"共同实体"外部"整体性"的特征进行支配地位的认定.     

钓鱼诸岛主权归属与条约法的适用

钓鱼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有关条约解释、条约名称、条约对第三方的效力、条约冲突以及条约必须遵守等条款的规定,经过对涉及钓鱼诸岛的条约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给日本的条款应解释为包括钓鱼诸岛;二战结束时签订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因为日本签署《日本投降书》而对其具有法律拘束力,日本应将钓鱼诸岛归还中国;战后同盟国与日本签订的《旧金山对日和约》规定南西诸岛等地由美国托管,日本不予反对,中国没有签署而对中国无约束力,美国应因其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相冲突而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美日《归还冲绳协定》将本属于中国的钓鱼诸岛交给日本,美国不仅违反了二战结束时有关条约的规定,而且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总之,根据有关涉及钓鱼岛问题的条约,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精神对这些条约的效力和含义等进行评估和解释,可以认为中国拥有对钓鱼诸岛的主权,日本对其进行的控制和管理是非法的。     

播种绿色守望未来

2013年8月，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中国科学技术部、中国国家林业局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四届库布齐沙漠论坛在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召开。在当今中国鲜明提出生态文明这一理念的时刻，在生态环境脆弱的我区提出防治荒漠化、实现土地零退化与绿色增长这个具有时代特色的议题，对我区今后环境建设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相应地，内蒙古“8337”发展思路提出，要把我区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如今，正是播种绿色的有利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