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与政府权威

“政府行为的经济化”是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它将经济增长作为维护与发展政府权威的主要基础,从而导致政府权威的信任基础弱化;它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官员腐败,从而侵害了政府权威的统一性;它会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文明”的建设不协调。要促进和谐社会发展,就必须规范政府行为,正确定位政府角色,克服“政府行为的经济化”。     

专精特新企业学术型高管与企业持续创新——企业激励机制与风险承担水平的双调节效应

在逆全球化情境下,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有助于我国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文章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学术型高管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学术型高管能够促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持续创新;完善的企业激励机制、较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会强化学术型高管对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作用;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较大、学术型高管担任关键职位时,学术型高管对企业持续创新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家特质研究的情境机制,并对我国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夯实制造业发展基础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基于微服务和中台技术架构的移动警务生态建设研究

青岛公安针对以往移动警务建设效益低、应用难以匹配业务需求、体系内信息化壁垒厚重、信息化管理效率低等问题,对移动警务的生态发展做出新规划。青岛公安提出要基于微服务和中台技术架构建设“一机理万事”移动警务生态,推动业务应用的微服务解构与重组,打造业务中台为各业务系统提供共性支撑,最终依托警务门户面向用户聚合信息化资源,实现一台手机对基层完成日常办公赋能。从业务需求入手,阐述平台的设计思路、架构、亮点,同时总结了建设要点,供全国公安同行参考。     

以共享促共生:疫情冲击下全球治理转型的中国推进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全球性问题,其应对最有效的路径仍是全球治理。危机之下人类社会的存续需要超越私利实现国家间共生。相对于西方传统的全球治理理念,中国方案基于对疫情下全球化时代的共生性判读,明确了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共生型全球治理目标,推动全球治理转型从消极共生向积极共生实现结构优化。然而,依靠共生自身升级的滞缓性与现实需求的迫切性之间存在矛盾,"共生"在资源分配、认同建构以及合作实现等方面并不具备必然性,无法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普遍化的标杆与规范,需要借助"共享"的理念工具进行有效助推。具体来说,就是以共生关系的主体性、共生纽带以及共生底线为出发,从资源配置的优化、主体认同的强化以及和谐包容的价值引领三方面着手,将共享理念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并通过中国对全球治理转型的过程参与,有效实现共享从理念引领到现实助推的功能转换,为新型的共生型全球治理模式的良性运作提供助力。     

日本证券投资基金法制改革及其借鉴意义

日本于 195 1年制定颁行了《证券投资信托法》 ,由此奠定了证券投资基金制度的法律基础。之后 ,经过不断的修改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规范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体系。我国在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同时 ,还应适当借鉴日本的改革经验 ,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律体系 ,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 ,以进一步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     

试析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的发展

权威主义政治是在传统政体与价值规范瓦解而新的法理型规范体系尚未确定的情况下的重要权威形式,能有效抑制转型时期出现的价值失范和社会冲突,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强调权力的集中是权威主义政治与西方民主政治最大的差异,强调在法制条件下运行是其与集权统治的最大区别。俄罗斯权威主义政治是一个典型形式,经过普京时代的发展,仍然面临重大挑战,向民主政治迈进是其未来发展的趋向。     

论加入WTO背景下的中国警察制度创新

加入WTO在推动政府行政机构改革的同时 ,也推动了中国警察制度的创新。在警察制度创新中 ,重点应突破警察权力理念、警察权力与人权关系、警察权力配置、警察执法程序、警察权力制约等问题。警察制度创新的目标是创建权力有限型、透明型、服务型、人权型警察。     

浅论世界法制格局对我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从法治生成的角度来看 ,世界各国法治有内生型法治和外生型法治两种主要类型。中国属于典型的外生型法治类型。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当今世界法律文化的主流 ,两大法系对我国法制建设有着历史性的多方位的影响。     

论执政党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引起社会阶层的变化要求我党在坚持自身阶级基础的同时调适依赖的群众基础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统一构成执政党牢固的社会基础。社会基础愈坚实 ,政治权威愈增强。十六大报告将六个社会阶层作为执政党社会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疑会增强我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并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     

抢劫罪、抢夺罪若干问题研究

准抢劫罪的结构实际是一个预备性质的违法行为和抢夺行为的结合 ,而以抢劫罪的实质判断 ,其行为结构应当是具有威胁性的行为和抢夺行为的结合 ,以相当性原则衡量 ,“携带凶器”盗窃、诈骗的行为也应当以抢劫罪论处 ,但以立法价值衡量 ,准抢劫罪的规定没有必要 ;认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行为应当构成犯罪的观点 ,既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 ,又不恰当地束缚了侦查权、检察权的行使 ,同时剥夺了被害人或第三人的绝对防卫权 ,与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也不相符 ;随附暴力强度较大的抢夺行为不应一律以抢夺罪论处。抢夺罪其行为表现不应以“乘人不备”和“公然”夺取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