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组织支配的正犯后正犯：支配型共谋的德国理解

对于参与共谋者,最终没有着手犯罪实行行为的,应该如何承担其刑事责任,存在很大争议;不应一般性的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而应该将以＂共谋＂的共同参与区分为支配型共谋与对等型共谋,相应确定不同的参与人类型;德国学理和判例创立＂正犯后正犯＂法范畴,并运用基于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组织支配＂解释其间接正犯性,通过展现德国该问题域的实践进路、理论论争和最新发展,为在中国语境下解释组织支配和寻求处理支配型共谋的中国路径提供经验图景。     

马克思哲学的三种形态及其当代性

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内容和本质仍然存在着争议。实际上，在马克思本人那里，其哲学思想主要呈现为三种形态，即学术形态、政治形态和大众形态。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三种形态，推动这三种形态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具有重要的启示。     

《唐律》中共犯人的分类及其现代借鉴价值

《唐律》中的法定共犯人种类只有首犯和从犯，教令犯和胁从犯均不是法定的共犯人种类。区分首犯和从犯的标准主要是看造意与否，特定身份、特定情况下的客观因素亦可起到区分作用；特别严重的犯罪以及亲自才能实施的犯罪则不分首从。《唐律》中的共犯人分类具有科学性，其区分首从的标准与犯罪支配理论具有相似性。现行刑法的共犯人分类以及区分的标准都可从《唐律》的规定中吸收合理的因素。     

《唐律疏议》"知而犯之谓之''故''"辨正

《唐律疏议》中“故”有六种用法，其中两种表示犯罪的主观意图，即“故纵”之“故”与“故杀”之“故”。张斐《晋律注》释“其知而犯之谓之故”，后世律学注释奉为圭臬。从法典渊源与律文疏解来考察，“知而犯之”仅指《唐律疏议》中“故纵”之“故”。“故杀”之“故”应用其疏解“无事而杀”。“知而犯之”与“无事而杀”非指一事，不应混淆。唐律中“无事而杀，是名‘故杀”’延续了魏、晋律注“无变斩击”的注解模式并在唐律注解中将之细化。     

知识经济的法律调整着力点初探

知识经济的运行 ,是通过知识的产权化、商品化和资本化 ,以实现知识的要素化和产业化的过程 ,与此伴随的还有知识的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知识的产权化、商品化、资本化、要素化、产业化和异化为着力点 ,对知识经济进行调整。     

试论“超越承担过失”

“超越承担过失”是犯罪过失中的一类特殊形态,在注意能力方面有别于一般的过失,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对其展开研究显得尤为必要。在中国大陆过失犯理论中,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也是可行和必要的。     

论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形态

中国现行刑法典第269条规定了转化型抢劫罪，亦称准抢劫罪、准强盗罪、事后抢劫罪。它是指在盗窃、诈骗、抢夺的实施过程中或实施完毕后非法状态持续的一定期间内，由于行为人在主客观方面出现了特定的变化，使整个行为的性质恶化，从而在法律评价中要以抢劫罪论处的情形。理清转化型抢劫罪的形态，把握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条件，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论刑法中的牵连关系

牵连关系是一个客观的范畴。对于牵连关系的认定 ,折衷说不是合适的选择。牵连关系的判断是具体的个别的判断。方法与目的型牵连关系的判断标准是 :一行为与另一构成行为事实间有内在的质的一致性 ,且二者有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原因结果型牵连关系的判断标准是 :两个行为之间有事实上的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方法行为与结果行为可以是不具有独立构成的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     

长沙开埠与城市空间的演变（1904—1927）

1904年长沙开埠通商是近代长沙城市空间演变的开端.商埠和租界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长沙城市经济的发展,由此在清末民初形成了新的经济空间,并导致长沙城墙的拆除,出现了公园、广场、商业建筑等新式的公共空间,从而改变了传统城市的空间形态与结构布局.     

病理标本因素致病理诊断失误分析

病理诊断是各种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准确的诊断对临床诊断疾病性质、确定治疗方案、判断预后等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于病理诊断出错，造成患者的身体、精神损害屡见不鲜。大多数情况下．病理诊断的失误是由于对疾病的认识不够、诊断标准尚不完善引起，但有时却是因为一些与病理诊断标准无关的因素所导致。关于病理诊断发生的错误文献报道大多集中在病理诊断标准的探讨方面，例如非典型病变形态学诊断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