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劳资矛盾需要新思维

广东省委党校课题组在《改革内参》2006年第34期发表报告认为，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改革、经济结构调整、社会历史性变革的转型时期。劳动争议总量和集体劳动争议数量持续大幅上升．涉及人数剧增。对抗性增强．劳资谈判机制在我国还没有真正形成，在劳动合同制度中。劳动者的意志凭个人的力量无法与雇主的意志抗衡．劳动关系基本呈现出劳资关系易激化、劳资对立社会化的特征。     

山村致富领路人——记蓟县人大代表王宝义

蓟县下营镇常州村是地处天津市最北端、海拔最高的一个塞外小山村。这几年，常州村人靠开发九山顶风景区、发展生态旅游和开办农家旅店走上了致富路，成为享誉津沽大地的生态旅游专业村。谈起常州村的历史性变化，群众说得最多的就是：靠党的好政策，靠好的领路人——县人大代表、村党支部书记王宝义。     

高层信息

坚决惩治和积极预防腐败是政府的一贯立场;建设和谐文化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庄严使命;煤炭资源有偿使用改革试点在8省（区）推进;“十一五”电力体制改革基本原则确定要确保群众获质优价廉的电力服务;经济运行存在四大不稳定因素     

广东涉港澳民商事诉讼的文书送达研究

广东省的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一直占全国的30％左右，其中的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又占约80％，因此，涉港澳诉讼文书送达的任务十分繁重。由于地缘和历史等因素，广东法院开展涉港澳民商事诉讼送达工作起步较早，而且取得了一定经验。     

公共物品的困境：解析美台安全合作的一个维度

在法理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美台之间又存在事实上的非对称性安全合作关系.从公共物品的角度来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下,这种合作有可能陷入某种形式的社会困境,进而使绿色阵营的愿望落空.但是,美国仍然会以<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据,通过其他风险较小的手段干预台海冲突.     

台湾省政治变局与陈水扁的执政困境

以2005年8月“高捷弊案”爆发和年底县市长选举结束为发端，台湾政局逐渐出现民进党上台以来的最大变局，陈水扁执政开始进入“后扁时代”。引发岛内政局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标榜“清廉、本土、改革”的民进党政府迅速沉沦，人民对执政者的为所欲为和无所不为深感困惑与震惊，并逐渐失去耐心与信心。岛内在2006年所兴起的反贪倒扁运动，目前仍未能引起人们对2000年政党轮替后所出现的岛内乱象的省思，民进党隐藏在“爱台湾”、“本土化”与“民主化”旗号下的选举利益考虑和“台独”路线，显然无法产生推动其转型的内在力量。引发台湾政治变局的结构性因素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仍将继续主导岛内政局走向。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制约因素分析——对泰兴市的调查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民增收问题专门下发了“一号文件”。2005年，中央将“三农”问题继续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又发了一个“一号文件”，而且出台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对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及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收入从此进入了新的快速增长期。从泰兴市分界镇、河失镇、宣堡镇、珊瑚镇、张桥镇等几个乡镇的调查情况看，2005年农民增收的深层次矛盾并没有得到有效化解，农民增收的基础仍较脆弱。     

刑事和解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未成年人犯罪被列为继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公害，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如何针对未成年人特殊的身心特点和特殊的失足原因，采取有别于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矫正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处理上呈现出非犯罪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的趋向。在这种社会和司法背景下，被认为能够有效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开始在我国萌芽。     

县级人大监督工作的几多尴尬

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探索和改进监督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取得了较好效果,但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县级人大监督工作仍存在有许多尴尬现象,是建立和完善人大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领导体制上的错位现象。县级人大常委会要在县委的领导下开展各项监督工作,由于政府的县长是县委第一副书记,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