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的修改

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继受了德国等大陆法系的行政法理论,在制度上,在明治宪法下制定的行政裁判法,并创设了大陆法系式的行政裁判所及行政裁判制度。二战后,日本颁布了新的日本国宪法,废除了明治时期设立的行政裁判所与行政裁判制度,将行政案件的管辖权收归普通法院所有,为此在1947年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民事诉讼法应急措施法,此后在1948年又制定了行政事件诉讼特例法,并在1962年制定了现行的行政事件诉讼法。     

建立员工信访代理制度是构建和谐企业的基础

河北唐山开滦马家沟社区服务中心工会张金石、王永祥、陈宝玉来稿，认为工会系统落实员工群众信访代理工作，必须做到：坚持“三个原则”，协调“三个关系”，落实“三项措施”，提高“三种能力”。1、坚持“三项原则”。一是坚持立足维权，把依法维护好员工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员工信访代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和检验工作效果的一条根本标准。     

银行代收费业务中付费委托方知情权保护策略的博弈分析

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由于委托——代理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使委托方的风险远高于代理方,因此,民商法保护委托方的知情权;但是,从纳什均衡的分析模型看,我国银行代收费业务中对付费委托方知情权保护的策略无疑是最差或次差的。这表现在付费委托方知情权意思表示策略和有关默示值设置策略两方面。为此,从纳什均衡论出发,有必要改进付费委托方知情权意思表示策略和默示值设置策略。     

检察机关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面临的困境与立法完善

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职能长期被人们包括检察机关自己所忽视。即使少有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也遭遇了诸多障碍。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在《刑事诉讼法》再修订时,应重新审视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明确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条件以及诉讼地位,有效地维护国家财产和公共利益,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浅析民事起诉状的写作技巧

我们的国家现在正朝着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前进。在这伟大的进程中法律赋予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权利。没有救济即没有权利,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人们依据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成为一种普遍的意识。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相互之间不免会发生纠纷,小到邻里纠纷,大到刑事案件,任何一个纠纷若得不到及时的解决,不仅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而且可能波及第三者甚至影响社会的安定,这些都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内,纠纷的解决途径有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公力救济就是借助国家的权力,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私力救济就是不通过国家权力,而是通过自己,或者其他社会组织,例如双方单位或者居委会等出面协调解决。本文将选择从诉讼途径这一角度来具体阐述作为启动民事诉讼的第一环节的起诉过程中,作为一般人的我们在起草民事起诉状的过程中所应当采纳的一些技巧。希望通过这些技巧的阐述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启发。     

离奇借款官司扑朔迷离原告不是“善意第三人”

郑女士借给丁先生40万元,后丁先生离婚,郑女士起诉要求丁先生及前妻周女士还款,并承担连带责任。这起看似简单的民间借贷纠纷,由于郑女士与丁先生关系的复杂而使案件扑朔迷离。日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此案,法院判决认定郑女士与丁先生之间是串通,郑女士不是＂善意第三人＂,其债务仅由丁先生个人清偿。     

离任官员应该到人大“辞行”吗——离任官员到到人大“辞行”的方式具有标本意义

2009年12月3日，重庆市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接受了王鸿举辞去市长职务的请求。决定任命黄奇帆为代理市长。当天，王鸿举到市人大常委会会场上，宣读自己的辞职报告（据《重庆晚报》12月7日）。有人认为，王鸿举亲自到人大常委会上宣读辞职报告，不仅表明政府责任意识的增强，而且对于强化人大的任免权和监督权具有积极意义，值得称道、应当推广。     

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践运行研究

"规制虚假诉讼"被普遍认为是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目的,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对此并无反映,实践中"虚假诉讼"也没有成为法院裁判此类案件的主要考量。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六项法定构成要件中,三项程序要件的理解与适用较为简单,原告的起诉不能满足其要求的,法院多数会在实体审理前予以驳回。原告主体适格问题较为复杂,一方面呈现程序要件的特征,另一方面又有显著的实体要件特征。此外,通过裁判文书可以看出,"原裁判错误"这一要件的运行有复杂化倾向。为适度简化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司法实践,法院应以原告的权利依据为中心,综合审理、判断"原告主体适格"、"权益受损"和"原裁判错误"这三项实体要件。同时,为规范该类诉讼的程序运行,增强审理的条理性,减少裁判的随意性,法院应重视构成要件与程序阶段、裁判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合理安排各个要件的审理(查)顺序。     

事实推理与常识裁判——简单道义案件的一种裁判技巧和立场

学界论述司法裁判技巧,动辄将关注点投向复杂案件和疑难案件。诚然,因这类案件的典型性,故法官对相关案件的裁判,更容易投注创造心智;学者研究这些裁判,也容易从中获得新知。但阳春白雪虽好,莫奈何下里巴人。对绝大多数法官而言,恰恰面对的是日常的简单案件。能否娴熟地运用司法技巧把日常案件处理妥当,或许是绝大多数法官安身立命的不二法门。同时,由于法律自身作为一个道义     

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适格限制——以德国利他团体诉讼制度为借鉴

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如今虽已正式生效,但立法过程中有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适格限制的激烈争论不应随着立法工作告一段落而被遗忘。文章将结合德国利他团体诉讼的相关经验,重新识别、审视原告适格之争背后未解的、甚至被忽视的法律问题。文章将首先关注社会组织原告适格的理论基础,进而从法律人格、法人类型、登记级别限制、活动实绩和能力、以及适格与否的判断方法等方面具体分析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适格限制。一个基本结论是:除了对原告法律人格部分的限制有所不周外,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过度放开"的忧虑几成伪命题。更为紧迫的需求,应是如何加强符合适格要件限制的社会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能力。然而,德国环境利他团体诉讼的经验也表明,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本身存在根本性局限,试图以此弥补环境保护行政监管之不足有南辕北辙之嫌。在此情况下,仅仅放宽原告适格限制,增强社会组织的相关人员、资金和组织能力还远不足以保障制度设计初衷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