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纹鉴定标准及鉴定结论概率化研究

指纹鉴定标准是指纹鉴定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指纹鉴定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最低特征数量标准、质量—数量标准、面积—质量量化标准、拓扑学方法和标准、形态学方法和标准等均有其局限性.运用统计学理论和贝叶斯定理建立指纹鉴定结论概率化方法和评价标准,不仅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也可以避免指纹鉴定标准之争,使指纹鉴定从经验走向科学.通过统计每枚指纹平均细节特征数量和每类特征的出现率,可以计算出两枚指纹匹配的概率值,进而对概率结论的可靠性作出分析评断.     

医院信任的影响因素探究——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信任是医患关系的核心,公众对医院的信任则是医患信任的重要维度之一。本研究使用"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JSNET2014、JSNET2016)追踪数据,通过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从理性选择与地位资源、关系社会资本、社会文化、传播—涵化四种视角,探讨了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因素。研究发现:(1)收入不会造成个体医院信任的差异,但自评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的医院信任水平呈正向影响;(2)找关系就医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医院信任程度;(3)良好的信任文化氛围、公正平等的社会制度有助于提升医院信任;(4)媒介使用偏好与医院信任不存在明显联系。总的来说:个体应对未知风险的综合能力,对宏观制度与组织原则的可靠性感知是影响城市居民医院信任的关键所在。     

“去中心化”数字支付时代经济刑法的选择——基于比特币的法律与经济分析

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去中心化"数字支付工具兴起,经济、金融等行政法律体系对比特币虚拟商品、非货币的属性定位及形式上比特币与实体经济、金融体系的风险切割,导致货币、外汇、证券、期货、税务、财产、融资等领域的经济刑法规范面临结构性失灵与适用性紊乱风险。比特币法律与经济分析从发行与交易机制"去中心化"与治理结构、资源分配、利益实现中心化等实质特征出发,深度解构比特币经济机理,能够揭示比特币货币与金融投资、投机功能,确立比特币的货币、金融商品法律属性实质解释原理,从而引入经济刑法规范调整、司法规则与执法机制优化、货币体系反思等解决经济刑法困局、控制互联网金融市场风险的制度。     

宪法司法化概念厘定

“齐玉苓案”引发了法学界对宪法司法化问题的大讨论,本文试图对宪法司法化的概念进行厘定,使人们更加深刻的理解其含义。     

创新铁路企业党员教育培训模式

<正>当前,国际国内环境错综复杂,对提高党员教育培训质量提出了新要求。新形势下,进一步创新党员教育培训模式,不断推进铁路企业党员教育培训朝着科学化、规范化和实效化的方向发展,既有助于提升企业党性教育质量,也有助于提升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的党性修养,不断激发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勇立时代潮头。     

诗意化的政治隐喻——论毛泽东革命诗词的政治审美价值

毛泽东诗词是诗意化的政治隐喻,它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审美价值,具有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独具魅力的高级统战形式和政治外交桥梁,透射着共产党人的政治审美追求,标示着领袖卓尔不群的伟人魅力。     

因应与转型：时代语义下的量刑建议精准化

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效运行的因应与支点,精准化量刑建议自提出之日便引发了学界关于此议题之实然与应然、缘何与该当等诸多问题的争论与思辨。为深入探究精准化量刑建议所涉的基本原理、回应精准化量刑建议的诸多质疑,学术研判当以诉讼模式转型的时代语义为主线,从精准化量刑建议与认罪认罚从宽的因应关系出发,围绕此议题之应然证成与实然省察的两个维度展开,进而以此为基础演绎归纳出转型时代语境下此议题以"保障量刑建议之实质协商性,提升量刑建议之内在科学性,明定量刑建议之全面说理性"之三重维度为具体内容的本土优化路径。     

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的理论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艾思奇作为党的杰出理论工作者,基于向党内外阐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体系建设、将唯物史观的学术研究统一于政治实践的需要,对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结合抗战实践,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分析中国特殊性,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立足本土文化与历史,探索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其理论研究对于探索唯物史观当代中国之形态仍具有启示意义,启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坚持唯物史观中国化理论研究的学理性与整体性、政治性与人民性、民族性与批判性。     

加速旅游产业集群 打造武隆旅游升级版

本文从武隆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及集群条件分析入手,提出了按照"点—线—面—体"路径,实行"全域景区公园化、线路链条完整化、涉旅产业集群化、工商农旅一体化"的金字塔集群战略,并提出了打造四大旅游综合体、建设基地型旅游商品集群、加快旅游产权改革等8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税收犯罪刑事立法政策审视

我国税收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受到经济犯罪的整体刑事政策、税收犯罪形势、税收政策、经济利益平衡需求、重大个案等因素影响,在定罪政策上总体表现为犯罪化,在执行政策上表现为趋重化。应坚持以犯罪化作为税收犯罪定罪政策的重点,改变趋重化的制刑政策,扩大税收犯罪的轻罪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