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资助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刍议

在高校贫困生资助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主要是构建"双助型"扶困助学模式,即将物质资助与精神资助相结合,助困与育人相结合,优化资助方式,充分发挥资助工作的育人功能.     

论行政合理性原则在行政处罚中的价值取向——以食品安全监管为例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对食品加工生产企业的监管,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环节,行政机关有效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食品安全事故防范于未然。行政机关在食品安全监管中采用的行政处罚手段应在合法的前提下,充分体现行政处罚的合理性、适当性,以维护健康良性的食品加工生产环境。     

高校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北京工商大学嘉华学院保险专业为例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将成为校企双方寻求深入发展的内在需求。本文分析了校企合作模式的现状,校企合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双主体人才培养的发展策略,期望对高校在人才培养、专业设置、教学科研和学生就业等方面有所借鉴。     

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对策

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中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中央决定今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更好地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是建设法治中国的两大"抓手"之一,这只"抓手"是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条件,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     

调整产业结构的增量战略与新兴产业发展——关于促进十大新兴产业发展的思考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仅有确保经济增长的存量战略还不够,还需要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增量战略。应对金融危机中国需要长短结合的双驱动战略,除了目前出台的振兴十大产业战略外,还需要推出促进十大新兴产业战略规划。这十大新兴产业是旅游业、新能源、节能环保业、现代服务业、文化产业、中医药业、康体保健业、民间手工业、生物有机农业、职业培训业,它们属于引领中国经济未来的高成长性产业,是支撑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产业。     

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利弊之启示

可罚的违法性通过对违法行为的"质"与"量"两个方面提出要求,将部分轻微违法行为非罪化,从而彰显刑法谦抑思想。但该理论存在着不足之处,其在犯罪论体系中的位置难有定论,且"可罚"与否的判断基准难以把握。该理论的利弊分别启示我们:立法时对于轻微违法行为入刑须慎重,尤其是对于涉及民生的问题;在改造现行犯罪构成时应当将社会危害性的"量"作为独立要件纳入犯罪构成之中;在解释刑法时应当取实质解释之立场。     

襄阳市襄城区街道名称研究

襄城区是湖北省襄阳市的一个城区,现为襄阳市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也是襄阳市政治、文化中心。历朝历代文献资料和文学作品中出现的＂襄阳城＂,就是现在的襄城区。其始筑于汉初,是历代州、郡、路、道、府、县的治所。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襄城区的街道名称。调查范围包括襄城的主城区,即襄阳城墙内的区域;以及由主城区向东、向南、向西延伸或辐射的区域。本世纪初并入襄城区的欧庙镇、卧龙镇、尹集乡未列入调查范围。街道名称（以下简称＂街名＂）是地名的一种,属于专有名词。     

警学结合“双导师制”的探索与实践——以浙江警察学院经济犯罪侦查专业为例

警学结合“双导师制”。是对以专业设大队的新型学生管理体制的有益补充。实施警学结合“双导师制”，必须在明确实施流程、指导方式、导师职责和指导内容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相关制度体系、评价体系、协作机制和管理与运行机制。     

可罚的违法性:一个中国视阈的思索——兼论刑事政策对可罚性判断的规范化意义

可罚的违法性是大陆法系违法论的重要内容,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的"但书"和罪量规定也有轻微行为出罪功能,不能以"但书"作为直接出罪依据,罪量规定能在罪质与罪量两维度区分罪与非罪。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明确性只能做到相对明确,宣示考察罪量因素的"但书"应坚持,但标准应交予法官把握,罪量规定应删除。刑事政策作为可罚性判断的影响因素和刑法解释的填充实体,将价值判断与刑法规范关联起来。     

声誉罚与资格刑--环境污染治理的新视野

近30来，随着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的政府理念和公民意识的由弱变强，我国在环境法制体系建设方面亦进行了相当的努力，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经历了从起步发展到不断完善的过程，并以发达国家环境保护立法为先鉴，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制体系，在应对解决我国环境问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而不断推动环境保护的法制化建设。文章论述了目前环境刑事立法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的局限性，提出从预防论及威胁理论角度讨论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引入声誉机制及资格刑突破环境污染监管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