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案外人财产权保护的三重维度

刑事诉讼案外人财产权保护是刑事诉讼程序正当和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目前立法中存在着案外人法律地位不明确、主体资格和实体权利范围模糊、权利实现的程序保障缺位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对其财产权的保护。要从三个维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案外人财产权的法律保障：明确案外人作为诉讼参与人的法律地位,保障案外人参与诉讼的主体权利;对案外人异议的主体资格和实体权利进行类型化,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统一标准、明确范围;完善案外人权利保护的程序规定,明确案外人在审前查控、涉财产审判以及执行救济三个环节中的程序权利。     

农民土地财产权利如何实现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本质是适应时代发展,探索更加公平、有效的农村各类土地不同的市场化形式。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农地转非中的收益分配、农村宅基地的权属问题则是其中亟待突破的几个重要方面。     

社会问题的双重建构性及消解策略——有关社会问题“元理论”的重新探索

社会问题从本质上看是客观（物）和主观（人）双方双重建构的产物。因此,忽视主客观其中任何一方都将使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产生局限和偏差。在这个意义上,社会问题的消解策略应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解决主观建构的意识性,另一方面解决客观建构的存在性。建立社会预警机制和展开社会控制和管理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社会工作为社会问题治理提供了新的诉求渠道。     

以人为本安全发展

安全和发展是人类社会不懈追求的双重目标。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安全发展的科学理念,并把它纳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战略,为做好新时期新阶段的安全生产工作指明了方向,对我们促进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宪政视野中的政权与财产权

政权与财产权有着严格的差异和密切的联系,二者在互动演进中促进了社会的前进和发展.政权与财产权的结合与分离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改革进程深入的中国只有在实践中实现政权与财产权适度分离,才能为宪政中国的早日实现铺平道路.     

双重劳动关系法律问题研究

双重劳动关系是当前劳动关系的一种重要形式。承认双重劳动关系的合法性并不违背劳动关系的从属性特征,而且只有承认双重劳动关系的合法性才更有利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鉴于双重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应该对双重劳动关系进行规制。最高工时制度、最低保障制度、经济补偿金以及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对双重劳动关系也应该适用。     

论我国农村土地征用程序的法治化

土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稀缺资源,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村发展和稳定的基础.在我国当前的农村土地征用过程中,行政主体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公正的程序是防止权力专横和权力滥用的屏障,也是保障农村、农民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应当从公开性、公正性入手,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土地征用程序,以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发展.     

可交易水权论

可交易水权制度是可持续发展原则下实现水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法律工具,是水权的高级表现形式。可交易水权可定义为:法定的水资源的非所有人对水资源份额所享有的一种财产权。可交易水权由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构成。通过立法设计将可交易水权划分为比例水权、配水量权和操作水权,并赋予其排他性、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这些财产权特征,使之满足可交易的需要,同时,又使水资源蕴涵的公共利益能够嵌入水权人的私人决策之中,以保证不减弱对生态环境和社会价值的保护,实现可交易水权多重价值的平衡。我国现行水权要成为可交易水权还存在许多困难,中国可交易水权法律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     

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几个基本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未成年人受抚养、受教育等权利已有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有关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却较为薄弱,在立法上存在法律体系散乱、条文过于简略、抽象等诸多缺陷。因此,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十分必要。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涉及未成年人财产范围的界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权利义务、限制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分等基本问题。我国对未成年人财产的保护应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区分亲权与监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完整的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法律体系。     

中国周边地区双重结构性矛盾与印太联盟体系的构建

结构性矛盾是大国在体系中的位置变迁所导致的相互排斥状态。崛起国实力上升和影响力扩展是结构性矛盾生成的必要条件,但就其过程而言,结构性矛盾其实生成于崛起国地区影响力的扩展和主导国对崛起国影响力的排斥过程中。中国周边地区结构是双重的。在主导国的视阈里,中国影响力在周边地区的扩展,不仅在地区层面冲击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也在次区域层面影响印日澳等地区大国各自在南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岛国这些次区域板块的主导地位。为护持地区主导地位,它们对中国影响力的排斥也随之而来,由此双重结构性矛盾在地区和次区域两个层面生成。作为体系变量,双重结构性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构建印太联盟体系提供了结构性驱动力,包括明确联盟体系的战略目标、塑造联盟成员的收益偏好和行为方式,以及构建联盟体系多维度的整体架构诸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既然结构性矛盾难以避免,那么推动强结构性矛盾向弱结构性矛盾转化,对于弱化印太联盟体系的压力也就具有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