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性质浅议

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既不是刑事司法行为 ,也有别于一般的行政执法行为。刑事侦查行为不受司法机关监督的局面是不正常的 ,但完善这种监督又不能采取提起行政诉讼的事后监督方式 ,而应当采取同步监督 ,即贯彻令状主义的方式 ,使侦查程序成为真正的司法程序     

论我国侦查法制建设

我国侦查法制建设应以“完善侦查立法是侦查法制化的基础”和“树立侦查主体法制观念是实现侦查法制化的关键”的基本观点,来树立侦查指导思想、侦查活动性质、侦查活动任务方面的法制观念,纠正与之相对应的错误观念。在完善侦查立法方面,关于侦查原则、侦查权分配、侦查措施、侦查监督都要有新的具体设想。     

侦查权论

侦查是一种重要的诉讼活动,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公开侦查与秘密侦查、主动型侦查与回应型侦查。侦查权的理性根据在于它的基本价值、历史源流和现实条件。侦查权的发展最终形成其稳定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对上述基本问题的探讨,构成侦查制度改革的理论基础。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的可罚性探讨

陷害教唆与侦查圈套有着天然的伴生关系,但并非所有的侦查圈套都属于陷害教唆之情形。按我国教唆犯二重性的通说,陷害教唆行为应具有可罚性,但侦查圈套并不都具有可罚性。犯意诱惑型侦查圈套行为虽然有目的的正当性为支撑,但其手段的非正当性亦不能排除其可罚性;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因不符合教唆犯本质特征,不应受到刑罚的非难;不纯正的机会提供型侦查圈套应当作为刑法中正当化事由加以规定。     

军地互涉案件侦查管辖重构

明确军地互涉案件管辖的职责分工是解决互涉案件侦查冲突的关键。军地互涉案件侦查管辖模式的转换与重构首先需要从犯罪学的角度重新分析互涉案件的应然范围,再从军事法学的角度考察军地侦查机关冲突的原因,最后总结既存互涉案件管辖模式的利弊,提出新的矛盾解决思路和制度设计,服务于军事秩序和社会利益的维护。     

“恐怖主义犯罪”概念之探析

政治目的性 ,手段、对象与目的的非对称性是恐怖主义犯罪的本质特征。国家也可以成为恐怖主义犯罪的主体。恐怖主义犯罪是基于政治目的 ,针对不特定的目标以与实现其目的不相称的手段实施的足以引起社会恐慌的侵害或破坏活动。     

试论计算机犯罪侦查取证的方法

由于计算机犯罪具有智能性、隐蔽性、跨地域性、以及资料易被篡改、销毁等特性,并且在侦查取证时技术复杂、要求较高,因而此类案件的侦查取证工作较之于传统案件相对困难。一方面要坚持和遵循传统侦查方法,另一方面在确定犯罪现场、勘察现场以及对数据证据的技术分析等方面,要根据计算机犯罪自身的特点和内在的规律找出有效的侦查方法。以打击计算机犯罪。     

论网络环境下侦查与犯罪情报主客体关系的嬗变

犯罪情报是侦查主体实践活动的对象。传统工业社会中,由于犯罪情报资源的有限性、模糊性、不连续性以及受侦查主体认识能力与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犯罪情报的客体能动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与有效的发挥,导致其在侦查与犯罪情报的主客体关系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网络环境下,侦查主体建立了巨大的犯罪情报数据库,侦查思维方式由概念思维向实践思维转变,网络技术的发展,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型和犯罪情报管理体制的变化提升了犯罪情报的客体功能,完成了客体向主体转变的非对象化过程,从而使犯罪情报在侦查实践的主客体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的几点思考

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不采用沉默权 ,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对侦查员的告知义务未做规定 ,未建侦押分立制度、人身检查制度、警察出庭作证制度 ,律师会见权不能有效行使 ,等等 ,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不力     

试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民主同盟工作重心的演变

中国民主同盟是在抗日民主斗争中发展起来的,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诞生时,由6个政治组织联合组成,始称民主政团同盟,后来为适应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1944年9月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政团同盟改组成为不是以党派团体而是以个人为基础的民主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