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双重维度

我们需要思考，要如何推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威权主义政治形态下的国家治理学术研究来看，我们的话语权基本被垄断，少有创见。在中央与地方、国家与社会两个维度的国家治理经验方面，可分别归纳为“代理型地方发展主义模式”和“运动式治理模式”，前者主要是中央政府“做对了激励”；后者主要是各级政府普遍使用“地方国家统和主义”的做法。未来国家治理不能回避四个问题：大国如何治理？为了什么而竞争？在地方上谁代表国家？社会治理如何创新？答案是将中央与地方实践性分权的动态博弈过程回归到法理型权威治理和制度化分权的轨道上来，赋予地方治理大胆实践创新的空间与能力；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关系中改变地方性的政府统合主义途径，激活体制改革红利，释放社会潜力与活力，实现赋权增能双赢发展。最后指出，通过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赋予国家治理实践理论指导，大有可为。     

公安院校刑事诉讼法教学中的问题与主义

基于对培养应用型警务人才的片面理解,当前公安院校刑诉法教学中普遍存在两大问题:法条解释式教学方法的孤立性和以侦查为中心的教学内容的断裂化。这反映了教学过程中过度的实用主义倾向。通过建构一种中间意义的刑诉法教学论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     

“国法学”在民国初年之开展--张东荪《国法学绪论》初探北大核心CSSCI

"国法学"是"研究法律的国家之性质并国家的法律之性质"的一门科学。"国法学"之根本精神,是"法治主义""选举主义""对话主义"的,总之是"现代主义"的。张东荪《国法学绪论》所谈政治,完全是现代政治;所谈国家,完全是现代国家;所谈法律,完全是现代法律。此书在其本人思想史上,是其思想彻底摆脱"东方色彩"而进入现代欧西文明之根本转折点;在中华政治思想史上,则完全可以成为中华现代政治之三大源头之一:第一大源头是王宠惠之《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主要论及"宪政";第二大源头是孙中山之《建国方略》,主要论及"实际的操作";张东荪《国法学绪论》以"完整性"与"系统性"为特点,可视为第三大源头。     

一种启蒙——浅论唐末《无能子》政治思想对后世的启迪

康德认为启蒙是一种状态——结束人类的未成年,走向成熟的彼岸。而这一切需要不屈从任何权威的"批判"。《无能子》虽成书于唐末却带着它独有的批判精神,它不是对短暂而逝的现在的感受,而是将现在"英雄化"的意志。其思想与后现代沟通契合,它那自我管理、有限政府的无为政治;万物同根、崇尚自然的生态政治;崇尚平等、厌弃名利的反物质主义;叛逆知识话语体系的反智主义,让人感受到批判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特质的启蒙意味。     

当代南亚地区毛主义的理论探索及其走向北大核心CSSCI

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毛主义,在21世纪以一种全新姿态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主导这一变化的是南亚地区毛主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南亚地区毛主义逐渐成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支力量。尤其是南亚地区毛主义坚持马列毛主义的思想作指导,从理论上对当代的世界形势和主要的革命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一些独特的共识性观点。理论的新探索及其成果表明,当代南亚地区毛主义处于"回潮"态势当中,正向着独立的社会主义流派方向不断演进。     

后疫情时代的金砖国家合作：机遇与挑战

在新冠疫情严重拖累全球经济的背景下,研究新兴经济体及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恰逢此时,以“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为主题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在中国举行。金砖国家成员国携起手来就全球发展问题开展合作,本文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考察。金砖国家的合作实践是建立在一种横向关系基础之上,反对西方国家居高临下的施舍,维护伙伴国的平等、尊严和自主权。以需求为导向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被认为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金砖国家虽然经受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但仍为全球抗疫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也证明,一种具有替代性的新世界秩序正在兴起,可与西方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相媲美。然而,金砖国家短时间内可能无法成功取代现有的世界秩序：一是金砖国家成员的外交政策目标和偏好不同,二是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三是缺乏集体的世界秩序愿景。     

论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演进与司法适用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修法设计和实践适用已引发诸多争议,反映出我国理论界与实务界在此问题上仍缺乏通识的话语体系及立法论和方法论的共识。从规范演进的视角来看,一般条款作为早期概念法学的产物,其新发展已呈现出立法论向方法论、强道德性向弱道德性、原则化向规则化、宽松主义向严格主义等鲜明转向。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规范适用应立足于“在立法论上缓和争执,在方法论上引致共识”这一出发点:首先,从适用主体和权限来说,为充分应对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所带来的监管挑战,未来应赋予中央一级的市场监管机构适用一般条款来认定非类型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限;其次,从适用空间和顺位来说,一般条款与具体条款之间具有严格的补充适用关系;最后,从适用标准和范式来说,对竞争行为的评价可遵循“确认制度利益”“评估利益损害的量”“考察利益损害的质”“符合基本原则解释与立法目的限定”这四个具体步骤。     

霸权护持、复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秩序的危机

与以往的复边主义不同,近年来在霸权国的主观塑造下,全球治理迎来新一轮的复边主义浪潮,直接或间接决定了全球治理秩序的变动方向。出于霸权护持的战略目标,霸权国以议题安全化为手段,以意识形态共识为理由拉拢盟友,采取关键技术“脱钩”,构筑排他性“小圈子”,或者设置高水平规则,针对崛起国量身定制限制性的规则体系,“规锁”崛起国的增长空间。由此,复边主义现象日趋突出,全球治理秩序面临碎片化、排他性和冲突性危机。应对此轮复边主义浪潮带来的系统性危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一个包容而非排他、多元而非割裂的全球治理秩序,是摆在当下中国以及国际社会面前的紧迫而艰巨的重大命题。     

生存意愿、主导国态度与国际组织的存续——以国际难民组织与联合国难民署为例

在国际制度研究中,组织一旦建立就保持相对较高的制度惯性是学界的传统认识。组织的功能及改革问题也是研究热点。但数据统计显示,国际组织存在一定程度的死亡率,该现象并未引发关注,也超出了传统理论所能解释的范畴。在大国“退群”现象频发、多边主义重要性受到质疑的国际背景下,考察国际组织兴衰存亡的诸多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比国际难民组织(IRO)和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不同生命历程,发现国际组织的生存意愿作为内驱力是决定组织命运的主要变量,主导国态度作为外部力量则是影响国际组织生存质量和解体速度的次要变量。大国退出通常导致组织出现财政危机和影响力下降,但组织存亡的命运和全球治理成效最终取决于组织的维生意愿及其应对危机的能力。这一研究结果其实也对近年来美国“退群”和英国“脱欧”等引发的“多边主义危机”做出了回应,更为中国推动国际组织发展和改革提供了启示。     

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

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检视中国行政审批制度的结构与历史变迁,是解读该项制度变迁全貌的一个新的视角.国家宏大制度背景决定行政审批制度的选择,国家制度背景的变迁也导致行政审批制度的不断变更与革新;各种相关政治变量,包括经济水平、利益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与行政审批制度之间存在一种序列结构,行政审批制度与其它政府政策或制度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序列结构,这种政治变量序列结构使行政审批制度处于一个制度矩阵当中,影响并制约着行政审批制度的安排;制度与制度制定及执行者之行为的互动模式则推动行政审批制度的变迁.行政审批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也存在"历史否决点",而制度激励和制度创新是打破"历史否决点",提升制度绩效的必要手段.为此,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需要重塑政府理念,打造治理型政府,并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而且,行政审批制度的进一步变迁必须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