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穷：现代化的短板

情绪比理性更快乐。解构比建构更容易。怀疑一切,是因一切皆可怀疑？可悲的是。无人扪心自问：在这“怀疑一切”的过程中。身为个体的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于是,刚刚在秤上做完手脚的小贩转身就能骂城管。刚刚在生产的食品里添加完化工原料的黑心厂商转身就能骂除此之外的任何社会丑闻。     

中国法制焦点

最高法院：出台规定防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 近日最高法院出台了《关于在审判工作中防止法院内部人员干扰办案的若干规定》,旨在加强对法院内部人员自我约束,抵御请托说情之风。规定要求法院工作人员不得私下接触本人审理案件的当事人及其亲属、代理人、辩护人等关系人,同时要求因不明情况或者其他原因接触并可能引起社会公众及当事人合理怀疑的,应当自行申请回避。     

怀疑“郭美美事件”有三种可能

这些日子,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都在忙着发表声明,一再表示自己这里"从来就没有一个叫郭美美的人"。但这个郭美美,为什么偏偏自称为"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中国红十字会要想把这块污渍从自己身上彻底撇清,最好的办法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贯穿着整个刑事诉讼证明过程的始终。刑事诉讼主体收集证据、审查证据、判断证据等活动都需围绕着证明标准而展开,因此,建立一个什么样的证明标准体系关系着证明主体的利益,也直接影响着诉讼的整个进程。笔者意在借鉴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和大陆法系的"内心确信"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诉讼文化和实际情况,提出构建"多维"的刑事诉讼标准。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公布与实施,民事诉讼确立了新的证明标准,然而作为与公民权利尤其是人身权利联系更加密切的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构建上落在了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后面。事实上,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其本身的缺陷和不足也是比较明显的。因此,比较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刑事诉讼方面的证明标准,重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已经迫在眉睫。     

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兼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重构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素来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笔者认为,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一种主观性标准,在我国应以排除合理怀疑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黔沪汇——贵州在沪博士团回乡考察纪略

如果你在越南街头的手机专卖店见到那款造型时尚的双屏翻盖手机,请不要怀疑,它的出产地是贵阳一家电子公司. 如果你在南非的某个矿山见到那套正在使用的钻探设备,请不要怀疑,它的出产地是贵州的一家军转民企业.     

崇拜与怀疑

崇拜对一个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伟大的时代都是拥有信仰的时代，每当出现一位精神领袖，那么也就必然会产生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艺术。这些伟大的人物，都具有执着的精神，就像军人持剑、文人执笔、匠人拿瓦刀那样坚定。     

论量刑程序中的证明标准

从证明标准设置的一般原理来看,量刑事实没有必要像定罪事实那样设定最高的证明标准。大陆法国家的司法实践要求将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和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事实区分开来;英美法国家量刑事实的证明以争议为前提,且将争议的量刑事实区分为罪轻情节和罪重情节,并设置了不同的证明标准。未来,在构建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之前,有必要根据量刑情节对量刑之影响,将量刑情节划分为罪轻情节、一般罪重情节、＂升格＂加重量刑情节,并根据不同的事实设置相应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