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现状出发,结合两大法系的证明标准理论,探讨了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改进和完善问题。否定了客观真实说,对法律真实说和排除合理怀疑进行了论证。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提出遵循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和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表述的两条思路。     

全球阶级与新的不平等

对于至少是在盎格鲁-萨克逊世界长期保持畅销的关于工业社会社会结构与阶级冲突的一本书的作 者来说,由于全球化不得不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在这里,是否正在出现新的阶级结构?旧的传统理论确实还具有 它的魅力:现在存在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和集团,他们的兴趣就在于不要使现状发生变化--与此同时,也还存在这 样一种新生力量,他们把现存关系看作是一种障碍,存在这样一种社会集团,他们的兴趣就在于对现状进行变革。 全球化是否已经创造出一个全球阶级,他们代表新的力量,从而希望对旧的关系进行变革? 2000年所写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公布答案,事后证明这个做法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就在当时,"新经济"的泡 沫已经开始破裂,有些自以为是全球化获利者的人发现,他们的皇帝新衣原来是用幻想编织成的。但是,人们还是 可以有足够的理由说,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从全球化机遇中获取好处的阶级。按照常规来说,当一个阶级正在崛起 的时候,就会发展起新的不平等。由此产生的这种发展的赢利者与失败者毫无疑问会释放出改造世界的能量。 这里刊印的文字原来是在以色列科学院所作的报告。它包含了传统的社会学分析,包括对于所描述的发展趋 势能否长期持续下去的怀疑。也许,"Y2K"--2000年大灾难预告的缩写--是这篇分析的核心。也许我们     

刑事证明标准之探微

目前,刑事诉讼应达到何种证明程度大致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客观真实”论和“法律真实”论。在转型这一特定时期,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救已提上日程,我们应在借鉴两大法系刑事证据制度中的证明标准的基础上正确看待“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构建适合我国司法文化和回法实践的相对合理的具有层次性的刑事证明标准。     

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新探

<正>严格证明与自由证明作为大陆法系国家证据法上的基本概念,最早由德国学者迪恩茨于1926年提出,之后由德国传至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并在学说和判例中得以发展。尽管这一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些许不同,但其出发点及追求的价值目标具有共同性,因此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明的理论及实践也颇具借鉴意义。近年来,学界逐渐展开对严格证明与自由证     

论笛卡尔哲学的主体性思想

在近代西方追褒知识的确实性的过程中,法国的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把目光从外在的自然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确立了他的哲学的第一原理,即“我思故我在”,据此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为西方哲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无悔的选择

几年前，当我放弃舒适、稳定的大学教师工作，到大港选择律师这个充满挑战的职业时，几乎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他们怀疑地问我“做律师总要在外面东奔西跑，你一个女人去受那罪干吗呀?”但我想，人能有几会自主选择地机会?怀着对律师职业的崇尚，我还是义无返顾地踏进了律师行列。     

希腊化时代哲人的追求--三足鼎立、同求宁静

亚历山大不仅打破了西方和东方的藩篱,而且使哲人们的内心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腊城邦的沦陷使希腊人感到对城邦的衰颓无能为力,对昔日追求理想国的希望彻底破灭,转而超然事外,在混乱现实中,寻求个人的快乐、德行、精神安宁.伊壁鸠鲁学派、怀疑主义学派、斯多亚学派三足鼎立,互不相让,但共同体现了晚希腊"个体意识的觉醒".     

“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在中国适用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概念,作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判断标准.我国“排除合理怀疑”的主体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也使得该标准具有了一定的层次性,有利于减少片面追求证据完备的法定证据主义传统,充分发挥办案人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合议庭和审判委员是我国最主要的审判组织,其决议规则和对案件的处理程序存在自身的特点,在审判阶段适用“排除合理怀疑”可能会遇到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予以积极探索解决.     

“排除合理怀疑”之理论基础管见

"排除合理怀疑"的理论基础是经验主义.其认识论和方法论认为绝对确定是不可能达到的,只能得出一个盖然性的结论,"排除合理怀疑"是可达到的认识范围内的最高标准.反思我国"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存在着忽视司法人员对案件认识的"渐进性"以及对案件事实的主观判断,未能将认识论中的"可能性"范畴纳入研究的视野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