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合理怀疑”与“结论唯一”

证明标准问题一直是刑事诉讼法学中的热点,长期以来,学界也是对其争论不休,形成了诸多观点,其中影响较大就是结论唯一与排除合理怀疑这两种标准。新《刑事诉讼法》写入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标准,这无疑是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大改革。本文将通过阐述排除合理怀疑的存在意义及其与结论唯一的关系,探究新刑诉法的证明标准。     

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争议及启示

在美国,量刑证明在无标准到低标准(即优势证明标准),再到高标准(即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争议不断.目前在美国形成了以低标准为主,高标准为辅的量刑证明标准模式,但仍存在某些问题尚未解决.美国量刑证明标准的变迁与争议表明量刑证明标准的设置受以下三方面关键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是程序法因素,包括程序价值目标、程序运作方式;二是实体法因素,包括刑罚目的观、刑罚性质以及量刑实体规范;三是对量刑及其程序的认识因素,包括对量刑与定罪相比的重要性的认识、对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规范差异的认识.对比考量这些因素在我国的状况,我国应在培养量刑程序价值观、更新量刑程序模式设置、转型刑法目的观、配合量刑实体规范、厘清定罪与量刑关系、反思量刑证明与定罪证明规范差异的前提下,对于量刑证明标准进行规范设置.     

提高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理论反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9条针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口头遗嘱、赠与等事实,首次例外地将证明标准从高度盖然性提高到排除合理怀疑,虽出于建立多层次民事证明标准体系、与民事实体法衔接等良好初衷,但实际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困境: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民事诉讼领域缺乏足够共识,并且可能冲击高度盖然性的一般标准;民刑证明标准的混搭会模糊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界限;与民事实体法规则相协调的证据不充分;美国法和德国法并未提供提高证明标准的比较法论据;提高证明标准显示出对证明标准功能不切实际的期待;以规则提高标准的方式防范操作中的降低标准会引发规则指引的混乱。在高度盖然性的高标准确立并严格适用后,未来中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的作业应主要指向降低而非提高。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适用需要司法判例

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引入是我国司法领域一种有益探索。然而由于排疑标准存在词语解释困难、标准适用缺乏区分、证明方法在实践中运用困难等原因,亟需从司法判例中寻求经验和解决方法。司法判例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具有同源性、互补性与国际性,运用司法判例辅助排疑标准的适用也具有极高的可行性。     

皮尔逊——怀疑和批判是科学的生命

作 为对思想进行思想或反思的哲学 ,以怀疑为起点、以批判为先导为自己开辟道路 ,原本就是题中应有之意。难怪笛卡儿的无前提、无定见的哲学认为怀疑是智慧的开端 ,并提倡无处不怀疑。难怪齐克果大胆断言 :哲学由怀疑始 ,哲学思考之前我们先得有所怀疑 ,近代哲学由怀疑始。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１８５７年—１９３６年）可谓把握了怀疑哲学的真谛和脉搏。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通向知识和最终确信的唯一真实道路是怀疑和怀疑论” ,而“常识往往是理智冷漠的名字”。他进而揭示出 :与不动脑筋的推理、轻松的和过分现成的信仰相比 ,诚实的怀…     

坦赞铁路的援建

随着世界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1961年和1964年,坦桑尼亚与赞比亚两个国家相继独立,坦、赞两国领导人决定建设一条连接两国的铁路。但是两个国家均经济不发达,这样大的工程,单靠其自身的国力显然无法完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尼雷尔总统最后决定向世界银行求助。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世界银行在经过一番研讨之后,对两国是否有能力建成这条铁路持怀疑态度,拒绝了他们的请求。世界银行贷款这条路堵死了,     

如何把握刑事诉讼法中“合理”概念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和第五十四条中有关于"合理"的规定。"合理"的含义是对某一事项的说明达到一定的程度。"合理"的性质是有关证明标准的规定。正确理解"合理"概念对于理解证明标准和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有着重要意义。     

为何总爱顶撞人

民警来信： 我是一名机关民警．在工作中经常会和领导顶撞，对集体活动也经常有逆反心理，同事们也都认为我思想落后．脾气暴躁。我确实看不惯我的领导．更不相信我的同事．我不会和任何人说我的心里话．包括我的家人．甚至我对我的妈妈也不信任，经常抱怀疑态度。我常常对我的同事存有戒备心理．总是猜疑他们不怀好意，更看不惯他们的言行．尤其是他们见到领导时那副哈巴狗似的嘴脸我更是气愤。在单位我特别爱发脾气．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回到家里，心情也不愉快，     

因合理怀疑被带至公安机关盘问后供述不成立自首

【裁判要旨】盘问是公安机关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进行的盘查和询问,是公安民警在履行追捕逃犯、刑事侦查、治安巡逻、安全保卫、现场调查等职责时常见的职务行为。尽管司法解释规定,罪行未被有关部门、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了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     

用脚决策与用心办事

近来，不少主流媒体在努力倡导“用脚决策”。所谓“用脚决策”，就是领导者迈开双脚走进群众，调查研究，问政于民，问需于民。我不怀疑这是一个领导决策的好办法，更不怀疑策由民出的必要性，只是觉得，问题的关键不在“脚”上，而在“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