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证明过程中的设证推理——以南京彭宇案为例

设证推理相对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而言是最具有创造性的推理,设证推理能产生新的思想,这在事实发现和法律发现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设证推理作为一种推理方法也在法院的事实认定活动中被运用,具体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有所反映。但是设证推理由于裁判者的错误判断和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容易造成不适当的使用,所以在进行事实认定活动时需要对设证推理的运用设置范围和规则,以求达到更好地追求事实真相的目的。     

当官有什么好

正中秋节不让送月饼送节礼,没有一点传统节日气氛;国庆长假禁止公车私用,害得俺进出走动不方便。"当官不发财,请俺都不来。"如今俺身为领导,吃不能吃,玩不能玩,拿不能拿,沾不上光,捞不着利,只能公仆不能主人,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俺当官还图个啥。桃江县公安局几名干警办案期间擅自驾警车到玉龙雪山景区游玩,受到警告、记过和免职及辞退处理。这对俺随意用车无疑敲响了警钟。俺以前不管身在何处或前往何地,只要一个电话,办公室主任立马把车子安排得周全妥当,根本不     

关于条约在中国适用问题的探讨

条约在中国的适用主要包括条约在国内的适用方式，条约在国内法上的效力以及条约在国内适用时的解释三方面的内容。本文指出针对条约在我国适用的立法与实践较为混乱的问题，我国应在《宪法》中对条约的适用作出原则性规定，采用纳入与转化相结合的条约适用方式，并区分“直接适用条约”与“非直接适用条约”，以便更好地确定在“直接适用条约”与国内法相冲突时如何适用及解释条约。     

比较法方法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

从历史上看,比较法方法为司法裁判所适用,无论是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有过辉煌的历史。但随着现代各国法律体系的确立,借鉴外国法的状况在不同国家出现了差异,但多数国家并没有完全否定参考外国法。一、比较法可帮助法官解释案件中的事实和法律问题     

从流产的“穆斯林漫画案”看丹麦出版言论的法律制约

丹麦的出版言论法律制约制度较为独特，它以刑法为主导，民事和行政法规分别处于弱化依附与普遍缺失状态。其具体运作是一个分两步走的过程，刑法狭义解释步骤是最关键的一步。通过流产的“穆斯林漫画案”，可以发现它的具体运作具备一定正确性。但民事和行政法规的弱化缺失也同时带来了一定缺憾。     

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保险法》第43条之解读

如何规制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法律效果至关重要,《保险法》经过2009年之修订已有所进步。然而,《保险法》第43条之体系解释依旧难以自圆其说,依然存在许多有待检讨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恰当处理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之间的关系。显然,道德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应当从严认定,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应当优先保护,立法也应当沿着这一思路逐渐完善。     

集资诈骗罪的行为特征

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12月13日公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一条规定了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4个条件，第二条规定了应当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论处的11种情形（以符合第一条规定的4个条件为前提）。第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限制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美国双边豁免协定的合法性问题

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12条,国际刑事法院可以在三种情形下对《罗马规约》的非缔约国国民行使管辖权,这是美国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重大障碍。美国为防止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国民行使管辖权采取了多种手段,其中一种重要手段是美国根据自己对《罗马规约》第98(2)条的解读,与其他国家缔结所谓的双边豁免协定。虽然美国双边豁免协定并不是《罗马规约》第98(2)条所指的"国际协定",但是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美国双边豁免协定仍然是合法的双边协定。这对于那些既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又与美国缔结了双边豁免协定的国家而言,它们可能面临着双重条约义务,并由此导致国家责任。     

《唐律》解释体制的特点及其现代意义

《唐律疏议》作为中国古代法律解释的集大成者,它的巨大成就在法律解释体制上可以归因于法律解释权归属明确、法律解释权统一行使、法律解释组织的专门性和法律解释人员结构合理等四个方面.《唐律》解释体制的这些经验对于中国当代法律解释体制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当借鉴这些经验促进中国当代法律解释体制的发展.     

城市基层社会的数字化治理

北京市X区J街道H社区在社会文化建设、社会服务提供、基层民主选举等几个领域内所发生的“治理一应对”的运作过程说明：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在很多方面表现为一种“数字化治理”模式，治理对象不是社区里的人或事，而是档案、数据、文牍等数字化内容，以此达到掌控基层社会情况、增加合法性、突出政绩等目的。同时，这种治理模式也直接促使社区事务执行者在不断提高文牍技术、注重细节、追求形式化的同时，采取变通、重新解释、选择性关注等方式，形成了新的社区运作逻辑和基层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