罚单里面有温情

在山西省太原市坞城中路，很多违章停车的司机会收到一张特殊的罚单，单据上不是写的处罚金额，而是很友爱的四个字“下不为例”。笔者从这名叫任建刚的交警处了解到，三年来，他已开具近万张这种“温情罚单”。如此的“温情罚单”，是有执法依据的。按规定，交警执法时要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扩大教育面，对轻微违法行为，要以教育、警告为主。而“下不为例”体现的正是以教育为主。“温情罚单”显然是一种人性化的执法，而人性化本来就是执法的应有之义。     

法治利剑 斩除暴戾

世间百态新奇多，是非曲直来评说。我是曲直，今天说说依法反恐的问题。2014年3月1日晚，多名暴徒蒙面持刀在云南昆明火车站广场、售票厅等处砍杀无辜群众，造成100多人伤亡。相关部门认定，这是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     

反恐对国家自卫权的挑战与发展

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的反恐战争成为国际焦点,特别是布什政府抛出所谓的"预防性先发制人"战略,在反恐道路上推行单边霸权主义的作法在国际社会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成为国际法领域应有之义。     

自杀性恐怖主义的行动模式及其根源

作为恐怖组织常用的一种行动模式,自杀性恐怖主义在历史上就长期存在,尤其是九一一事件的发生,更使得自杀性恐怖主义成为恐怖组织在恐怖袭击中惯用的一种手段。相比其他形式的恐怖袭击,自杀性恐怖主义具有简单、廉价、机动性强、引起的社会恐慌大以及造成的人员伤亡严重等特征。自杀性恐怖主义在世界多地都已经发生过,被各种类型的恐怖组织广泛使用,针对的对象多样化,并且具有相对固定的行动流程。目前学术界从个体、组织、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对于自杀性恐怖主义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是否愿意进行自杀性恐怖袭击,最为重要的是当事人的理性计算,即个人通过自杀性恐怖袭击获得的好处是否能为自己带来更大的个人收益、是否可以增进家庭的福利、是否可以增加所在共同体的利益。在未来的反恐与应对中,国际社会可以通过增强重要设备的科技含量、增加双方对话与谈判的可能性、加强公共外交的力度、增进各国间的相互合作等方式以应对自杀性恐怖主义威胁。     

从安全环境分析“伊斯兰国”在北非的扩张北大核心

安全环境与"伊斯兰国"恐怖势力在北非的扩张具有直接的关联和互动关系。"伊斯兰国"势力的全球扩张是一种重要现象,其在北非的扩张尤为突出。"伊斯兰国"势力在北非的组织、暴力、宣传扩张,都利用了西亚、北非和更大范围内的安全环境条件,而"伊斯兰国"势力在北非的扩张又在北非、西亚-北非-西非、全球等圈层引发安全环境的压力。打击"伊斯兰国"势力及其在北非的扩张,可以考虑从安全环境角度着眼。     

我国治理恐怖主义必须处理好的重要关系

201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以下简称《反恐法》),体现了我国对恐怖主义进行治理的思想。根据该法精神,我国治理恐怖主义必须处理好一系列重要关系:在治理目标的设计上,必须处理好行使行政紧急权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打击恐怖主义与维护民族团结、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关系;在治理体系的构建上,必须处理好政府主导与社会共治、顶层设计与基层基础、反恐应急与灾害应急的关系;在治理策略的实施上,必须处理好"硬实力"与"软实力"、危机管理与结果管理、反恐应急与灾害应急、法制建设与反恐教育、保守秘密与信息沟通的关系。     

以反恐合作为视角看我国《引渡法》的完善

我国《引渡法》颁布于9·11事件之前,其内容对反恐的功效考虑不足,主要存在政治犯不引渡问题,死刑不引渡问题,简易引渡程序问题,或起诉或引渡原则缺失问题,本国公民不引渡问题。基于互惠原则,任何对别国的限制最终也是对自己的限制,因此,若要国际反恐合作顺畅有效,首先应该消除本国法律中的障碍。     

美国反恐政策的演变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反恐政策经历了从早期否定性威慑到里根时期惩罚性威慑及至后冷战时期预防性攻击的演变.美国反恐行动的力度虽然日渐加大,但它面临的反恐任务依然艰巨.     

论美国总统对外战争的权力扩张

美国总统在美国对外扩张与对外战争过程中,特别是在21世纪的反恐战争中,利用美国面临的一次次国家安全与外交危机,逐步突破美国宪法对总统战争权力的限制,不断扩张他们的战争权力,在外交政策制订与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使美国宪法规定的联邦政府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形同消亡。今天,在战争权力领域,美国总统拥有太大的权力,已经背离了民主原则而走向独裁。     

美国-欧盟反恐数据传输合作:困境及其根源

全球反恐治理正由被动反应模式向主动先发模式转变,其中数据共享是化被动为主动的前提.理解美欧反恐数据传输协调困境是推进全球反恐数据合作的关键.本文在梳理美欧反恐数据传输机制协调的历程与中心内容的基础上,检视美欧反恐数据传输协调面临的困境及其根本原因.研究发现,美欧反恐数据传输协调面临代表性不平衡、管辖权冲突、监管规则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