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反腐背景下的政府回应能力建设——以“刘铁男事件”为样本的分析

政府回应是政府部门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应有之义,政府回应能力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微博反腐背景下,我国政府回应能力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还存在不足。我国政府作为回应主体在回应主动性、有效性、持续性及回应速度、信度等方面均有待完善。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反腐斗争实践与历史经验

建国初期面对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廉政反腐措施，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建国初期良好的党风政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廉政建设史上的光荣岁月。总结和回顾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与反腐斗争的实践经验，对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民营企业腐败的政策制度成因与治理路径

在全面反腐的背景下,民营企业成为重要的反腐领域之一。由于相关政策和司法实践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不足,刑法理念和具体规定滞后于社会发展,加上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和无实效,在民营企业逐利性的驱动下,民营企业内部腐败,尤其是管理层腐败犯罪高发,严重侵害了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必须从政策和理念的高度强化对民营企业的平等保护;协调配置相关罪名和刑罚,倡导二元化的刑事责任模式并引入企业合规计划,主动预防腐败犯罪;完善外部监督和内部制约机制,强化反腐成果。     

建丰是个啥同志

有时候我们说理想是伟大的，主义也是伟大的，很多人会为此付出。 少有人关注的是，国民党在败退台湾之前的几年里，其内部有一股力量期望通过反腐来挽救这个政权，也是为了追逐一种理想。比如当年的“建丰同志”，也比如《北平无战事》中虚构的铁血救国会。     

十八大以来山西“落马”的七名省级干部

前不久,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并作与反腐工作有关的报告。中央纪委书记出席全国政协常委会此前相当少见,政协常委会将反腐败作为主题也令人颇感意外。     

新加坡廉政监察及对中国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廉政风暴收效甚巨,腐败发展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惩治腐败的有效性。面对反腐败深水期的新挑战,如何构建廉洁政治升华后的廉能政治值得思考。新加坡健全的公务员制度、严格的监督制度和全面的廉政教育对中国的廉能政治建设当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廉政建设的秩序向度逻辑——基于社会秩序变迁理论的探讨

在全面深化改革,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根治腐败顽疾,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活力,是推进、完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文章以近年来腐败案件和相关数据为支撑,运用诺思等人提出的社会秩序变迁理论框架考察了我国腐败的特征和廉政建设的具体路径。从社会秩序变迁的制度性理论范畴审视廉政建设的秩序逻辑,并结合中国的本土情况加以修正,以期为廉政建设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支撑。     

邓小平“严打反腐”思想及其对全面从严治党的启示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充分认识党内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出要从严从重从快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邓小平"严打反腐"思想。其主要内容有:坚持思想教育先行原则是前提,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是关键,坚持高压重拳、持续反腐是保证。重温邓小平的"严打反腐"思想,有助于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从而对腐败分子形成威慑力。     

马修·弗雷泽对文化软实力的解析

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各国之间竞争加剧,特别是文化竞争引发的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日益重要。借鉴和批判反思西方学者对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是理解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马修·弗雷泽从国际关系的文化维度来解剖文化软实力,通过对其理论的评述与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文化软实力的复杂内涵。     

“反腐败基本法”建构初论

当前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并未建成,作为其中重要一环的国家法律体系正在加快推进,其中有必要制定《反腐败法》作为反腐败法律体系内的"基本法"。制定《反腐败法》是制度反腐的现实需求,有利于零散反腐败文件的系统化、法律化,保持惩治腐败、预防腐败以及反腐败国际合作上的长效和稳定。《反腐败法》的核心价值表现为权力监督,这是腐败犯罪源头治理的必然要求,主要内容包括反腐败基本原则、反腐败专门机构、预防利益冲突、行政公开、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举报人保护等。在反腐败具体法尚付阙如的情况下,《反腐败法》的作用路径表现为:确立反腐败评价要素及标准等共性因素;直接确立一些反腐制度;通过顶层法律设置为具体法的制定施加压力与激励,为具体法的修定提供基本要求或框架。因此,反腐败法制水平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应当制定一部《反腐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