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反腐尖兵”论剑蓉城，说了哪些“干货”？

“在舞弊发现渠道中,内部审计位居第一,说明我国企业中内部审计是发现并揭露舞弊行为最重要的部门”;“企业在进行反舞弊工作时,要重视举证环节的建设”……6月2l-22日,由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主办的“‘齐聚新时代共筑新希望’中国企业反舞弊联盟2018年会暨新时代企业廉政建设高峰论坛”在成都成功举办,近400名代表参会。     

一种启蒙——浅论唐末《无能子》政治思想对后世的启迪

康德认为启蒙是一种状态——结束人类的未成年,走向成熟的彼岸。而这一切需要不屈从任何权威的"批判"。《无能子》虽成书于唐末却带着它独有的批判精神,它不是对短暂而逝的现在的感受,而是将现在"英雄化"的意志。其思想与后现代沟通契合,它那自我管理、有限政府的无为政治;万物同根、崇尚自然的生态政治;崇尚平等、厌弃名利的反物质主义;叛逆知识话语体系的反智主义,让人感受到批判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性特质的启蒙意味。     

20世纪50年代反“地方主义”运动比较研究

20世纪50年代受党内左倾错误思想蔓延的影响,相继在广东、海南、福建、广西等地发生反"地方主义"运动,实践证明这些所谓的"地方主义"问题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陆续得到了中央的平反。通过对广东、海南、福建等省份反"地方主义"运动的比较研究,总结"共性"与"个性",得出的教训启示有:转变执政方式,加强依法治国;坚持实事求是,正确对待历史;健全民主集中制,弘扬党内民主;强化作风建设,增强干部团结。     

论人质情结在反劫持谈判中的应用

保证人质及其他人员的生命安全乃警方处置劫持人质案件的最高指导原则。自“慕尼黑事件”以来,反劫持人质谈判作为避免冲突升级的首选径路渐渐为人们所采纳。人质成为劫持者与警方对峙的“工具”后,有可能会对实施者产生强烈感情依恋（即人质情结）,此种形成机理可从需求层级、防御机制以及认知失调理论视域予以探究。在反劫持谈判推进中,科学运用人质情结可有效保护人质安全,积极引导劫持者共商“非零和博弈”的和平方案。同时,警方也应注重危机落幕后的人质心理重建与完善,通过认知行为治疗的“七步疗法”来消弭劫持事件所造成的认知障碍和不良反应,增强其重启生活的信心与复原力,以助其逐步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     

网络暴力造成严重后果的利益分析和刑事应对

对于造成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的网络暴力进行法律治理的传统思路是考虑将此人身利益的侵害进行客观归责,但限于因果关系、责任原则的一般性教义知识,归责的争议很大,法律很难有效展开治理。网络暴力司法意见的征求意见稿将严重后果作为恶劣影响的诱因,意味着可以将严重后果作为刑事法上其他值得重视的利益侵害进行分析。由此,我们从网络暴力严重后果的例外归责,转向常态化地考虑严重后果表征的新类型危害。运用法律确保数字信任的现代方式是：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社会关系已然遭受的根本性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不仅可以用以归责,而且可以作为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性条件;当这种严重后果表征的是对网络制度安全的公众信心和信任的严重破坏时,这种严重后果还可以作为入罪量刑的情节、提起公益诉讼的标准。     

个人病痛与时代沉疴 ——萨拉特笔下疾病缠身的印度

瘟疫影响了印度人民的生活,也在作家的创作中留下了印记.20世纪初的印度小说史上,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是描写疾病与底层生活关系最多的作家.萨拉特在描摹贫民生活时经常会写到疾病.在他的作品中,疾病既是主题的构成要素,也是情节结构的发展动力.他描写了疾病与底层民众如影随形,本来属于生活非常态的疾病却成为常见的现象,凸显了疾病的日常化特征及疾病蕴含的等级内涵;疾病在他的作品中不仅仅是个体的身体和心理的经验,也是社会的痼疾,萨拉特描写了疾病对个体的影响及其在社会关系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把个体的病痛与社会批判有机结合起来,更客观而真实地剖开了印度传统社会的痼疾;萨拉特小说中的疾病书写在展示社会痼疾、突出底层痛苦的同时,否定了传统宗教救世的可能性,也描写了现代科学与印度民众之间巨大的鸿沟.小说中的主人公往往表现为"反英雄"的特点,他们脆弱不堪、犹疑不决、缺乏勇气、逃避生活,无力承担改变社会的使命.作家塑造的处于病状的主人公,反映了殖民主义时期失去主体地位的印度形象,从而批判了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的剥夺和戕害.特定的被殖民的历史语境决定了印度疾病的无法治愈,主人公只能在病痛中等待新生的曙光.     

中国式的近距离反劫持谈判

中国式的近距离反劫持谈判格局形成的背景是什么?近距离反劫持谈判的体系是怎样的?近距离反劫持谈判的风险评估究竟如何?回答并弄清这些重要的认识问题,对于科学地推广这种极具个性化的谈判格局,提高应对这类突发事件效果的稳定性,强化社会公共安全心理,构建和谐的投资软环境是很有现实司法意义的。     

虐待罪规制家庭暴力的困境与对策

面对家庭关系中的暴力犯罪,虐待罪与诸多罪种的犯罪对象、犯罪动机与量刑标准等不同,在定罪量刑方面易产生竞合与冲突,尤其是虐待家庭成员致其重伤或死亡时,对犯罪嫌疑人是定虐待罪还是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更易成为争论的焦点。同时由于传统父权意识与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弊端的影响,虐待罪“告诉才处理”的原则以及轻刑化的刑罚规定,使得其逐渐丧失对于家庭暴力行为的规制力与威慑力;当下刑法应当积极发挥其在家庭暴力犯罪中的规制与预防作用,切勿对符合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的犯罪行为以虐待罪模糊定罪。面对虐待罪在司法实务中的适用困境,建议取消非告诉不处理的原则,拓宽封闭家庭环境中的受害者行使诉讼权的渠道,并积极将行为人的心理威胁、控制等手段纳入刑法规制体系当中,以刑罚手段预防更严重的人身犯罪。     

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律问题研究

就业是人类谋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关注就业实质上就是关注民生,解决就业问题才可以实现安居乐业。就业歧视不但严重侵犯公民的劳动权、平等权,同时造成弱势群体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陷入不利地位,形成了“职业分割现象”,各社会群体之间的鸿沟将越来越大,从而导致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持续升级。禁止就业歧视是保障民众生存发展的重要方式,从现代法治社会的角度进行分析,禁止就业歧视实质上就是“平等原则”的一个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主流发展趋势。本文在研究分析的过程中,围绕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律问题展开了深入化、全面化的探析,并立足于我国国情,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就业歧视法律制度的措施,旨在遏制社会上的就业歧视现象,维护社会公平、保障民众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