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发展及其启示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对贫困问题现象和本质、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和途径作出理论阐释的科学学说。习近平扶贫论述是在马克思反贫困理论的基础上,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脱贫经验和理论,创造性发展形成的科学体系。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扶贫论述的核心内容,精准扶贫要由单纯的“输血”向“造血”转化,扶贫要与扶智扶志相结合,要发扬持之以恒精神,集中力量解决深度贫困问题。新时代打赢脱贫攻坚战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思想,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促进政府与市场机制的协同发力,积极实施产业扶贫。     

“全景式”反贫困安全网治理研究

社会救助制度是贫困群体的"最后一张安全网",在保障弱势群体和抵御社会风险中发挥关键作用。新时期,"全景式"反贫困治理面临支出型贫困、阶层固化、贫困代际传递、救助成本攀升矛盾等新风险,制约社会治理的功能发挥。以"全景式"反贫困安全网编织为切入点,统筹城乡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需运用积极的社会政策组合工具,借鉴国外安全网编织技术经验,整合低保救助制度与专项救助制度无缝衔接,推进制度整合进程,保障公民生存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应促进扶贫开发和农村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

江西省樟树市民政局陈发平认为，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虽然在目标、工作对象、工作手段、性质、实施主体和工作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两者都是缓解农村贫困的方式。因此，促进两者的有效衔接，建立健全更加有效的对接机制，有利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可以从四方面着手：（一）建立联系会议制度。加强扶贫、民政、财政、人保、金融等部门合作，成立领导小组，建立联系会议制度，共同研究解决反贫困工作的问题和困难，联合出台工作措施，建立合作机制。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贫困原因探析——基于甘肃片区的调查及数据分析

以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实现"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是新时期我国依据贫困现状提出的扶贫战略,也是对我国扶贫开发体制及道路的创新。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少数民族的反贫困问题与政治、宗教、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呈现出反贫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少数民族的反贫困是集中连片扶贫开发的重点和难点。以甘肃片区为例,深入分析研究少数民族贫困的原因,能够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扶贫工作的推进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撑和参考。     

贫困政策体系遭遇农村流动人口挑战

目前中国的宏观减贫政策和专项扶贫政策体系在应对这一群体所面临的转型贫困风险方面存在不足,其主要表现是政策体系的城乡分割。中国的宏观社会服务政策和专项扶贫政策应构建一个确保脆弱群体免于陷入转型贫困的生计安全网,以使这些脆弱群体具备应对社会转型风险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权利,从而建立一套完整的、城乡统筹的反贫困体系。     

四川省凉山州扶贫目标瞄准问题研究

"瞄而不准"是我国民族地区扶贫行动的制肘之一。四川省凉山州目前以"县、乡、村"为单位的三级目标瞄准机制设计,与彝区贫困人口分布特征与内生制度融合不足,从而导致扶贫资源绩效降低。分析其目标瞄偏原因,主要在于多元化扶贫体系缺失、管理协调机制不足、扶贫政策制订程序简单与标准单一、贫困人口参与性不足。今后需要实现贫困标准由单一向多元转变;建立容纳穷人参与的穷人识别机制;构建多元化的扶贫体系。     

科学认识和做好扶贫开发工作

贫困与反贫困仍然是21世纪青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新阶段扶贫开发以来，全省农牧区贫困人口比例由2000年的197万人减少到2006年底的104．9万人，下降到53．24％。按现行温饱标准，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104．9万人。绝对贫困人口54万人，他们的收入上限（农区625元）仅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3587元）的17．4％；低收入贫困人口还有51万人，他们的收入上限（800元），仅是全国农牧民人均收入的22.3％。     

转型期中俄贫困问题比较及反贫困意义的共性分析

中俄两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 ,转型期都经历了此前不曾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尽管两国选择的转型模式不同 ,转型期经济发展速度也存在着明显差异 ,但目前两国却共同面临着贫困问题。在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贫困数量与贫困发生率、贫困的地域分布以及基尼系数等问题上 ,中俄两国具有明显的对比空间。反贫困是中俄两国转型期的共同选择。它对于维护两国的政治秩序、保障经济持续发展、提高“生活质量”的目标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布莱尔、布朗的鹰谷议程与全球政治的不平等发展

2005年7月在苏格兰鹰谷(Gleneagles)举行的八国首脑会议上,布莱尔和布朗提出了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的议程。通过反思“鹰谷”会议及其后续会议的成果与启示,批评布莱尔、布朗和“变贫困为历史”活动内在包含的概念框架,可以看到,“变贫穷为历史”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在金融、贸易和环境领域等发展策略的三个主要竞技场中,世界各国于一种复杂的结构不平等模式中运作。布莱尔和布朗的鹰谷议程不得不面对不平等发展的全球政治,而且这个议程由于这些政治条件的限制被弄得歪七扭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