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排污的中国叙事

15年来,胃癌、食道癌等病症一直笼罩在大刘村上空。全村2300多人,"村里每年有不低于千分之五的人患上了癌症,至今累计有150个人患癌症。"刘志军说,除了癌症,侏儒等一些怪病也在村里流行。在山东潍坊"两天查了715家企业",但"找不到谁干的",还涉嫌给企业"通风报信"的时候,河南中鹤集团长期地下排污被人"扒"了出来。当地环保部门对此矢口否认。不过,中鹤集团承认了渗坑排污的事实,但强调"是2008年以前的事了,现在不排了"。     

立体叙事中的政论内核——评电视连续剧《东方》

电视连续剧《东方》是一部大气磅礴,宏伟壮丽的史诗性作品。作者以饱满的热情,翔实的史料、宏阔大气的叙事、疏密相间的布局、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勾勒出历史转折时期中国社会的巨幅风情画与众生百态图。     

从两性关系看《台北人》的叙事伦理

两性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可以衍生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世间的爱恨情仇大多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因此,在横亘古今的文学作品中,两性关系作为人物角色的基本关系在作品中起着重要作用。《台北人》是白先勇先生的代表作,其蕴涵丰富众所周知,本文试图从两性关系的角度入手,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对《永远的尹雪艳》等6篇小说进行分析研究,力图挖掘《台北人》中的叙事伦理。     

古代戏曲中的出游情节及其叙事模式

中国古典戏曲是大众文艺的重要形式之一,出游情节是其中具有类型性的一类情节,其叙述也具有相当程度的模式：出游情节的叙事模式化与戏曲情节模式化关系密切;出游情节基于内容的不同,其在文本中出现的位置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来;出游情节在剧作中的安排体现出了逻辑分明的叙事模式。该文就试图对古代戏曲的叙事模式作出解释。     

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反讽叙事

反讽是大江健三郎小说叙事的显著话语特征。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通过不可靠叙述者的设置、元小说技法来形成叙述间距，从而达到强烈的反讽叙事效果。反讽是他使文本充满张力，深化小说主题的策略之一。大江小说的反讽叙事不仅仅停留在小说中悖论要素的设置上，而且还体现在他对“事实与虚构”这一小说本体内容的认识上。在这个意义上，反讽叙事体现了大江小说的批判精神，展现了他对小说形式孜孜不倦的追求。     

当代乡村叙事中的“身体政治”

在中国当代乡村叙事中,＂身体＂是一个重要的叙事对象。在赵树理、柳青的新中国乡村叙事中,＂身体＂在革命、劳动等话语的操控与规训下获得了异形生存的可能。1980年代以来的＂文革＂叙事文本则对＂身体＂寄予了突破政治禁忌的厚望。而在1980年以后的大部分乡村叙事中,＂身体＂不仅逐渐成为它本身,在＂去政治化＂叙事之时又奔向了＂欲望化＂叙事,走上了悖反的极端。     

复杂性与分形叙事——建构一种新的叙事理论

抽象总是在某种框架之下进行的,框架不同,所抽象出的对象的面貌也就不一样,时间、空间、因果等范畴就是这样的框架。在以往的经典叙事学研究中,"时间"、"因果"范畴占据着支配性地位,且往往把因果关系简化成一对一的线性关系,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因果—线性叙事模式。事实上,一对一的线性序列不过是因果关系的理想状态或特殊范例,其更为一般的状态是"多对一"与"一对多",可将建立在此种因果关系基础上的非线性叙事模式命名为"分形叙事"。"分形叙事"包括两种基本类型:"多对一",强调的是多因一果,是一种面向"过去"的分形;"一对多"强调的则是一因多果,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分形。     

思想贫血之后的艺术干枯——对当代小说写作现状的一种批判

当下纯文学无人理睬的现状,与其自身思想水平的低下关系大焉。人们对文学的期待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所谓纯文学的审美享受;在文学中,一直沉淀着人们把握现实、整合个体经验的要求,寄托着人们对生活及未来的隐秘渴望,投射着将自己的生命与历史相关联的解释学冲动。当下的文学并未回应这种需求。     

公共治理视域下制约权力腐败的历史叙事——《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问题研究》中的“多元反腐败体系”解读

一、公共治理视域下的权力腐败困境传统公共行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奉行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并认为"良好"行政的体制是等级秩序化的,人员分等级,接受政府核心领导部门首脑的政治领导。各级行政人员均为技术上训     

从地点到空间:《无名的裘德》中的空间叙事

米克·巴尔关于空间具有＂结构性＂和＂主题化＂功能的论述为探讨《无名的裘德》中的空间叙事提供了依据。裘德在一个个地点之间辗转形成一条统领小说的＂结构性＂线索;作者以此为基础塑造的两个空间（以北＂威塞克斯＂为原型的现实空间和裘德建构的想象空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带来的是裘德的觉醒,这一过程具有＂主题化＂特征,它揭示了作者的＂进化向善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