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小说的反讽叙事

反讽是大江健三郎小说叙事的显著话语特征。大江健三郎在小说中通过不可靠叙述者的设置、元小说技法来形成叙述间距，从而达到强烈的反讽叙事效果。反讽是他使文本充满张力，深化小说主题的策略之一。大江小说的反讽叙事不仅仅停留在小说中悖论要素的设置上，而且还体现在他对“事实与虚构”这一小说本体内容的认识上。在这个意义上，反讽叙事体现了大江小说的批判精神，展现了他对小说形式孜孜不倦的追求。     

当代乡村叙事中的“身体政治”

在中国当代乡村叙事中,＂身体＂是一个重要的叙事对象。在赵树理、柳青的新中国乡村叙事中,＂身体＂在革命、劳动等话语的操控与规训下获得了异形生存的可能。1980年代以来的＂文革＂叙事文本则对＂身体＂寄予了突破政治禁忌的厚望。而在1980年以后的大部分乡村叙事中,＂身体＂不仅逐渐成为它本身,在＂去政治化＂叙事之时又奔向了＂欲望化＂叙事,走上了悖反的极端。     

复杂性与分形叙事——建构一种新的叙事理论

抽象总是在某种框架之下进行的,框架不同,所抽象出的对象的面貌也就不一样,时间、空间、因果等范畴就是这样的框架。在以往的经典叙事学研究中,"时间"、"因果"范畴占据着支配性地位,且往往把因果关系简化成一对一的线性关系,由此形成根深蒂固的因果—线性叙事模式。事实上,一对一的线性序列不过是因果关系的理想状态或特殊范例,其更为一般的状态是"多对一"与"一对多",可将建立在此种因果关系基础上的非线性叙事模式命名为"分形叙事"。"分形叙事"包括两种基本类型:"多对一",强调的是多因一果,是一种面向"过去"的分形;"一对多"强调的则是一因多果,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分形。     

思想贫血之后的艺术干枯——对当代小说写作现状的一种批判

当下纯文学无人理睬的现状,与其自身思想水平的低下关系大焉。人们对文学的期待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所谓纯文学的审美享受;在文学中,一直沉淀着人们把握现实、整合个体经验的要求,寄托着人们对生活及未来的隐秘渴望,投射着将自己的生命与历史相关联的解释学冲动。当下的文学并未回应这种需求。     

公共治理视域下制约权力腐败的历史叙事——《权力腐败与权力制约问题研究》中的“多元反腐败体系”解读

一、公共治理视域下的权力腐败困境传统公共行政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威尔逊的政治—行政二分与韦伯的官僚制理论。威尔逊奉行效率至上的价值观,并认为"良好"行政的体制是等级秩序化的,人员分等级,接受政府核心领导部门首脑的政治领导。各级行政人员均为技术上训     

从地点到空间:《无名的裘德》中的空间叙事

米克·巴尔关于空间具有＂结构性＂和＂主题化＂功能的论述为探讨《无名的裘德》中的空间叙事提供了依据。裘德在一个个地点之间辗转形成一条统领小说的＂结构性＂线索;作者以此为基础塑造的两个空间（以北＂威塞克斯＂为原型的现实空间和裘德建构的想象空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带来的是裘德的觉醒,这一过程具有＂主题化＂特征,它揭示了作者的＂进化向善论＂思想。     

传奇叙事传统与徐訏和无名氏的现代都市传奇

传奇作为中国小说的叙事传统,始终影响和制约着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方式的生成和发展。徐訏、无名氏的小说创作,在上海这一＂传奇＂时空的映照下,自觉适应大众消费的通俗文学需求,努力采用通俗而传统的传奇写作和叙事策略,在超越日常的＂浪漫想像＂中营造出一种奇异的＂欲望化叙说＂,以其对传奇叙事传统的成功承袭,形成了具有深刻＂中国经验＂的现代都市传奇。     

浅论海岩公安题材小说的叙事特征

海岩一系列的公安题材小说在当代小说大众通俗文学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用＂案件＋爱情＂、＂冷艳＂复加突破公安题材小说制造英雄呼唤崇高的原有模式,成功制造了一大批英雄民警和爱情英雄,用独特的公安文学视觉用执着的崇高审美开创出＂因冷艳显得更浪漫、遇到热辣即回归理智＂的题材叙事模式,成为当代文学大众文化中＂最不雷同＂的成功作家之一。     

多元·互补·整合:二十一世纪的叙事学

十多年前,当叙事学即将跨入新世纪的时候,西方学者一方面频出新作,为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对其未来走向做出积极展望。对此,我将各举一例。1999年,西方最著名的后经典叙事学家、《故事世界:叙事研究学刊》杂志主编戴维·赫尔曼主编了题为《作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文集,见证了叙事学研究的     

论托多罗夫的《侦探小说类型学》

托多罗夫的《侦探小说类型学》对侦探小说的类型规则和审美标准进行了认定,并将侦探小说划分为三种类型：解谜小说、黑色小说和悬疑小说;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侦探小说的二重叙事结构、叙事要素和侦探小说的规则问题。这不仅对侦探小说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为叙事结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