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时空构架的"江南"特征及其叙事意义

南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话本小说在江南得以迅速兴起,并在明代走向全面成熟.生活在江南的话本小说家基本依据江南的地理特点、地质构造以及节日风俗等人文地理状况来构架小说时空;即使写到江北时空,也往往参照江南"版本"进行.以"游赏"为主题的江南节日,为话本小说故事的生发提供了带有地方人文色彩的叙事时间刻度.同时,江南水乡又为话本小说提供了别致的叙事空间.其中,作为故事的多发地带和情缘的多生场所,"桥"、"船"、"岸"成为故事得以展开的基本场景.总之,话本小说的时空构架带有明显的江南地域特征,这些江南化的时空有力地促进了这类小说的叙事运动,并确立了其"江南文学"性质.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统一战线话语叙事体系的建构

大安全与大统战之间存在逻辑严密的联结关系，具体表现为统一战线服务于国家安全建设。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权力结构加速转变，美西方国家构建起对华污名化的言说框架，直接指向统一战线领域，其风险涉及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以及外部安全等各方面，目的在于维持西方话语霸权和弱化中国话语的叙事能力。从统一战线领域风险的演进特征上看，污名化话语具备集团化、交互性、隐蔽性、能动性以及复合性等特征。为此，迫切需要构建起反污名化的统一战线话语叙事体系，通过加强话语内容、叙事能力和言说生态环境的方式，破除对华污名化的言说框架，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论当代中国“三大叙事”的话语转向

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的“三大叙事”。现代化和民族复兴是贯穿中国近现代史和百年大党奋斗历程的共时性与历时性叙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当代中国的创新叙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大叙事”在共时与历时的过程中呈现出联动、融汇及统一的趋势，话语叙事发生转变。中国式现代化转向建构话语叙事体系，以强化“理论解释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转向追求中国式现代化之新文明，凸显“民族性”重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转向世界，突破“民族国家”范畴，以中国理念诠释人类文明的具体范式。     

论《红楼梦》叙事风格在翻译中的显性与隐性再现及再现缺失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创造性地采用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叙事手法，这一观点虽然在红学界颇存争议，但“石兄”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的观点仍然为许多红学研究者所接受。本文通过对杨宪益、戴乃迭全译本《红楼梦》的文本解读，对翻译中如何传达原作者叙事风格进行了研究。由此发现，原作中所体现出的叙事风格，无论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在译本当中都得到了较妥当的处理。但是因为红学界在“石兄”、“神瑛侍者”和贾宝玉之间的关系上存在争议，或者是因为译者的翻译中处理失当，而使这种叙事风格并未获得完美的转译。     

小说文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考辩——以王蒙意识流小说为例

新时期小说采用意识流文体进行创作,一方面是人的主体意识的复苏和觉醒,另一方面也是文学自身的艺术创新和发展趋势的一种体现,"向内转"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和创作倾向.本文认为.经历了"文革"精神创伤的新时期作家采用意识流文体应该是一种叙事策略,通过描绘人的意识流动、情绪感受、知觉印象这种艺术形式间接表达作者对于社会现实、人生经历、意识形态的反省和思考.     

艺术终结论:一种叙事化的建构

在文化实践中,现代艺术同传统、现代性与自身之间,具有一种爱恨交加的关系,这种矛盾的动力性根源使现代艺术形式发生了激进的革新和断裂.它不仅影响了艺术的法则,而且迫使美学理论进行批判与反思,"艺术的终结"和"艺术终结论"必须放在这个语境下加以理解.前者是一种断裂与危机意识,而后者则是以叙事方式建构理论并使之合法化的尝试,是一种"危机一理解"性的回应.     

叙事研究：监狱劳教人民警察人人都是研究者

叙事研究法是一种特别适合一线监狱劳教人民警察的科学研究方法。对这种研究方法的推介，可以让更多一线监狱劳教人民警察加入到监狱劳教研究队伍中来，同时也为监狱劳教研究纳入更广泛的声音，提供更宽广的研究视野。     

认同重构与文化整合——吴越文化的东周外部叙事

吴越文化在历经东周方国覆灭、民族大离散之后,由于话语权的缺失,其自身除了地域因素之外在物质意义上的文化传承能力基本丧失,而掌握着绝对话语权的中原文化解释系统对其的外部叙事却在某种程度上为吴越文化的传承在文献上连接起了这中断的一环。中原外部叙事一方面保存、还原了某些吴越文化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以“礼制”为文化解释核心的中原文化立场叙事框架下的认同重构与文化整合意识,表现出一方面极尽对吴越文化的歧视与排斥,另一方面却又积极寻求对某些文化共性的吸纳的双重姿态,吴越文化的东周转型正是在排斥与吸纳的双重叙事的中原文化认同重构与文化整合之下完成的。     

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

本文论述人类学对传统的国学方法之开拓与更新：文学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作为现代以来的人文研究新范式。在方法论上与国学考据学相对接,经历了从20世纪初期的二重证据说,到90年代的三重证据说,人类学视野与方法的介入给国学带来的格局变化;再到21世纪初的四重证据说．描述跨学科潮流影响之下的文化整合认知范式出现及其意义,侧重在古史研究方面,梳理出从信古、疑古、释古到立体释古的四阶段发展演变轨迹。对立体释古范式的现阶段应用实践及其前景,结合人类学中新兴的物质文化研究和新史学发展潮流,作出学术评估与展望。     

外语教学选材中的《农民的女儿》“他人话语”的复仇叙事模式

小说叙事话语中,借助他人话语进行叙事,既保持着先前语境中的对话关系,同时也与故事中人物、听故事的人、文本接受者乃至读者进行着对话。文章通过法布拉和苏热特两种形式主义叙事模式的复仇小说对比,分析了两种叙事模式的特点及他人话语的叙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