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阶段,"五四"运动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对此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流布影响深远.一方面,唯物史观的译介与运用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唯物史观的解读受到当时流行的"左"派思潮影响而产生了一些偏颇:其一,"把西欧历史模式放大为普世规则,陷入历史单线进化论";其二,"忽视反映社会形态的核心...     

至神至愚：崇高与卑琐共存——论麦家笔下的“问题”英雄

麦家作为新世纪以来坚守英雄叙事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展现了当下英雄书写态势的多元走向。与传统的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不同,麦家笔下的英雄崇高与卑琐共存,他们既有超凡的才能,也有人性方面的缺陷。从叙事模式的角度来看,麦家的文学创作实现了从“人的英雄”到“英雄的人”的转变;在英雄形象的塑造方面,小说展示了人物性格“神圣”与“世俗”交织的立体感与多面性;在人物命运的刻画上,麦家则对个体的悲剧倾注了诚挚的关怀。就文学意义上而言,麦家的小说创作为当下英雄叙事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三重叙事逻辑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深刻扎根中国土壤之上的产物,彰显了实现民族复兴历史主题的现实诉求。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又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固化路径,辩证处理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定性与本民族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复合性逻辑结构,需要从多元视角、多维坐标出发,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多维叙事逻辑。从民族复兴的叙事逻辑而言,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深刻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民族复兴之间的本质性关联。从社会主义叙事逻辑来看,走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本质规定,中国共产党同时又不断赋予社会主义现代化以新的内容与形式。从世界历史叙事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将现代化问题与人类文明问题相关联,创造了世界文明新的叙事结构。     

以微显宏:名人故居的国家叙事与文化实践——以昆明市聂耳故居为例

名人故居作为国家叙事的产物,是以“记忆”的方式来重塑历史,并构建符合时代价值的民族精神和跨时空的社会影响。聂耳故居的国家叙事是通过物质景观文本、语言文字文本、仪式行为文本三种叙事路径,以凝练出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宣教的空间话语。由此,聂耳故居成为国家话语体系的“道德原则”的生产,并在人民大众的文化实践中不断丰富其国家叙事的内容,进而在国家与不同社会群体的互动中构建起多重话语的文化实践,以共同指向聂耳及其精神的认同。     

“坚持人民至上”的话语叙事及世界意义

“坚持人民至上”的话语叙事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基础,它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继承和创新,又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民观的丰富与发展,始终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设计、全面深化改革实践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全过程。此外,面对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人民至上”的中国叙事所秉承的人民立场,为解答“世界怎么了、应该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给出了中国方案。     

晚清至五四时期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的建构

晚清至五四时期纷繁芜杂的时代影像折射出历史转型中的潜层巨变。该时期知识分子在面对外源文化时，已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线性说明，他们因政治规约、传统赓续及家族疏离等三重维度统摄下的身份暗示与体验认同的差异，建构出多元化的外源性汉语叙事符号。这种特殊的文学书写使知识分子的外源性言说原点在异域与本土之间位移，而贯穿其中的主线始终是实现民族复兴及中国式现代化的愿景诉求。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特质与中国叙事北大核心CSSCI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将中国道路、中国治理、中国价值内嵌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文明形态的创造过程,并以文明形态的适应问题、实现问题、发展问题为切入点,深刻回答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在何处。人类文明新形态蕴含“社会主义”的文明性、展现“现代化”的中国优势、凸显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具有丰富且深刻的内涵特质。以理念观照为立足点,中国道路的文明逻辑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代密码,中国治理的文明场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格局,中国价值的文明内核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选择。从表达路径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叙事来看,需要用世界图景映现中国故事以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理论蕴含,用国家形象传播中国故事以增进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国际认同,用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以提升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叙事的作品质量。在讲好具有世界意义的社会主义文明故事的同时,为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选择,谱写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篇章。     

卢卡斯·贝尔福斯小说《百日》中的大屠杀创伤叙事研究

卢卡斯·贝尔福斯蜚声当代瑞士文坛，2019年被授予德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殊荣——毕希纳奖。其代表作品《百日》拓展了德语文学中关于大屠杀的时空语境，将读者拉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非洲卢旺达大屠杀，用文学的方式观照这段被忽视与遮蔽的惨痛历史，展现创伤的障碍和延宕，刻画个体创伤下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身份矛盾，并对不同群体的集体创伤进行多棱镜呈现。作家在小说中讨论并反思善与恶、罪与罚、人性与道德、创伤与救赎等深层次问题，提醒人们铭记历史，避免灾难再次发生。     

外交身份框架调整影响下的德国对美同盟政策变化

在德美同盟中，德国并非完全追随美国，其对外政策呈现出在“战略协调”与“外交对抗”之间动态变化的特点。根据本体安全理论，德国动态调整对美同盟政策的动力机制源自于德国维护其“文明国家”“西方国家”和“正常大国”复合型外交身份稳定性的需要。德国在“战略协调”和“外交对抗”之间的策略选择，取决于美国外交政策对德国复合外交身份稳定性的冲击程度。当美国对外政策调整严重威胁到德国外交身份的稳定性时，本体安全机制会推动德国调整其对外身份的叙事结构，指导德国采用外交对抗或战略平衡的方式应对由此导致的身份危机。不过，德国的对美政策调整被限定在外交身份框架的范围之内，因而两国间的分歧不会造成德美同盟关系的根本性破裂。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叙事的三重构建——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策略性叙事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塑造共同意义的手段，是中国主导国际辩论、增加国际认同、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和完善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在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全球与地区秩序变革”体系叙事、“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身份叙事和“印尼与世界互联互通”政策叙事的三重叙事内容，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经过对“一带一路”叙事本体论范畴上的叙事效果评估和分析，中国的“一带一路”叙事具有清晰的使命目标、可期的成功前景和连贯一致的叙事情节。同时，大量反叙事的存在使得如何策略性地构建叙事，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有力反击反叙事成为中国当前对外叙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