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传文体演化的轨迹—─《史记》与《左传》在时间结构上的比较

《左传》与《史记》分别代表不同时期、不同体例史传的最高成就；在史传文体生成演化过程中，《史记》上承《左传》又加以发展，这种内在演化的轨迹在两书处理叙事时间的结构手法中体现出来：外部时间上，《史记》继承《左传》编年体式又加以发展，创造出“表”体记时法；内部时间上，《史记》继承《左传》注重故本化戏剧化的叙事传统，完成了故事时间向情节时间的转化；在故事与情节时间的具体处理方式上，《史记》以顺时叙事为主的传统亦来自《左传》。     

这辈子，我只想做个好人——访浙江省台州市椒江海外联谊会副会长王公富先生

耳闻椒江有一位“行善心善”的王公富先生为时已久,但是直至前些日子才有幸拜访他。王公富先生,1925年9月10日出生于中国台湾。虽然今年王先生已经是80高龄,身体状况也已欠佳,但不管是在病床上,亦或是在疾病治疗中,他总不忘叮嘱身边的人“快开学了,替我把学费给那些孩子们送去啊!”“中秋了,你们不要忘记代我去看看敬老院我那些兄弟姐妹们……”。王公富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好人,一个名副其实的好人!怀着强烈的思念祖国和热爱祖国的情思,王公富先生于90年代初回到大陆,来到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辗转于台湾和大陆之间,为众多台商来大陆投…     

社会变革之主体力量的遮蔽与彰显——《资本论》中关于工人阶级及其命运的隐喻叙事

《资本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部深入浅出的大众化著作。马克思于其中以隐喻叙事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借用“拜物教”“上帝”“息息法斯的苦刑”“摩奴法典”“魔鬼契约”等,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现代雇佣劳动制度下的工人阶级,被物质力量统治、彻底沦为工具并完全束缚于制度枷锁中的悲惨境遇;另一方面,马克思用“柏修斯的隐身帽”来形容他者对工人现状的全然漠视,以此告诫他们放弃完全依赖于其他阶级而获得解放的幻想。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最终运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隐喻,意在唤醒工人阶级被遮蔽的主体意识,重新彰显其推动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尺度变迁与城市性的本土获得

由于政治尺度的变迁,单一不变的城市性并不存在。从“国野制”到郡县制,国家治理尺度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制度背景,市场的繁荣、坊墙的崩塌与流动人口的属地管理,使中国古代城市管理日益务实,也使城市尺度有了国家以外的内容。近年来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人口的乡城流动与社会力量的生长,瓦解了固化的城乡壁垒,并从国家体制内外对刚性的城市形成了合围,即体制内的城市化体现为农民的市民化,而体制外的城市化则体现为乡村的市镇化。这一合围也说明在城市性的变迁过程中,国家叙事需要借助城市实现人民权利,城市性也将透过国家叙事的外壳体现人民对城市的控制。     

国际传播背景下文化帝国主义的叙事话语批判及中国应对北大核心CSSCI

国际话语权是国家实力与国家形象的表达。在人类文明传播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必须不断反思和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努力构建多元共生、多态共融的世界文明交流格局。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消亡,相反有不断强化的态势,呈现出“特定对象+技术+叙事”的新特点新趋势。从叙事话语角度揭露文化帝国主义的叙事逻辑,分析其叙事结构、叙事议题、叙事视角和叙事手法,目的是发现霸权话语的操控秘密、基本规律,透视隐匿其中的强者叙事、资本叙事、抽象叙事等深层本质,从而寻找破解之道。为此,在国际传播过程中,我们要站在“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高度,在叙事框架、叙事立场、叙事精品、叙事方法等方面科学规划、精心设计,积极构建具有影响力、吸引力、批判力的中国叙事体系,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作出积极贡献。     

医生为何总要夸夸其谈

美国“心理中心”网站的创建者和CEO约翰·戈罗赫尔一直认为,医药学和精神病学领域的医生们总爱犯一个通病。他们经常夸大某种治疗方法的效果,对疗法存在的风险和副作用却轻描淡写。其实没什么好惊讶的。当你弄清楚医生如何学习治疗方法和临床应用的关键问题后,就明白个中缘由了。     

《精神卫生法》的三大看点

自1985年开始起草,酝酿27年,已十易其稿的《精神卫生法》目前已正式施行。专家认为,与以往相比,《精神卫生法》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精神障碍患者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非自愿治疗必须具备前提条件,这被视为立法重大突破。医院则表示,该法实施后,医生接诊患者时可能需要更长的沟通时间。     

重建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正>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这个数据经过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新闻周刊披露,迅速引起关注。事实上,早在2007年5月,《中国青年报》就曾公布这个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