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支招：八管齐下新主张

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步骤,此项工程的高效实施需要新思路和新策略.各项工作需要落到实处,为此需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将传统农民变为新式农民,其各方面的素质要发生质的变化;基层领导的思维方法新,用独到的视角发展经济;农村经济发展的模式新,不能盲目复制其他地方的成功做法;农村的经营策略新,要多条腿走路;发展农村经济的主体新,农民成为农村致富的生力军;运作农村经济的制度新,要给基层干部戴上紧箍咒;农村文化新,进行健康向上的农村文化建设;引导农村经济发展的观念新,不能像雾像雨又像风.     

海峡两岸可仲裁事项比较研究

对于可以仲裁的争议事项,祖国大陆和我国台湾的仲裁立法有着不同的规定。大陆1994年《仲裁法》将可仲裁事项限定为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并明确规定了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能仲裁;我国台湾“仲裁法”则将可仲裁事项界定为依法可以和解的争议。海峡两岸可仲裁事项的差异,表明了两岸对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不同认识,也表明了两岸对当事人自主选择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不同态度。相比之下,我国台湾“仲裁法”对可仲裁事项的界定,更准确地反映了适宜仲裁的争议事项的范围,更充分地尊重了当事人的仲裁自治权,因而值得祖国大陆参考和借鉴。     

论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与仲裁制度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关于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其本身就属于国家选择的层面。我国可以根据我国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等问题对其范围进行限制,但不应限制过多。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与仲裁机构的专门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仲裁机构的专门化建设。     

SCCR版权会议成功举办

正2013年12月20日,WIPO版权及相关权委员会(SCCR)第26届会议召开,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集团(CEBS)为SCCR下届的三大议题会议提出了一份工作计划草案。发达国家认为,国际版权框架中现有的限制和例外已经十分充分,倾向于通过各国之间的经验交流找到问题     

Myriad案与基因专利的未来

Myriad案(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是近几年美国生物及医药领域最受关注的案件。这不仅因为Myriad公司所持有的BRCA1/2基因专利与乳腺癌诊断密切相关,从而关系到无数女性的健康。更重要的,该案是对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基因专利权这一做法的全面挑战。详细分析地方法院与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要旨、法官观点的差异及BRCA1/2基因的可专利性,进而对基因专利的未来做出判断。由于Myriad案所体现的问题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授予基因专利权的国家都具有普遍性,最后分析了该案对我国专利法制的借鉴意义。     

对不可言说之伦理思考——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探析

《逻辑哲学论》作为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的代表作,是由对世界的把握开始的。世界首先被分解为诸事实,通过思想对事实的逻辑分析,进而得出世界与语言具有相同的逻辑结构的结论。语言作为世界的界限,区分了可言说的和不可言说的东西,伦理即是作为不可言说的东西。伦理虽不可言说,但并不意味着其是无意义的,只不过伦理的意义不能用语言逻辑加以把握。     

论经济分析意见及其可采性规则——以反垄断诉讼为视域

经济分析意见在反垄断诉讼中的涌现体现了技术权不断扩大的趋势.同时,反垄断法独特的知识构造也为经济分析意见提供了适用空间.当然,考察我国制度现实,经济分析意见尚无明确的证据法定位,相应的证据规则尚付阙如,这难免造成反垄断讼争中技术权与审判权的抵牾.而考察经济分析意见在域外证据法上的历史演进,专家证据制度应当作为适当归宿,为经济分析意见的规范化提供规则基础.在此基础上,还应当构建经济分析意见的可采性规则,为法官采证提供科学的标准.具体而言,经济分析意见的采证应当坚持专家适格规则、可靠性规则以及相关性规则.     

论强奸案件被害人品格证据的可采性

品格证据规则作为基本证据规则长期存在于英美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其核心在于避免刑事审判中不公正的偏见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发现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此项制度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对其争议颇多。美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强奸盾牌条款",对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品格名声采用了有限可采的办法,即一般不采用,但存在例外规定。基于证据性质、被害人保护等诸多因素,我国应该明确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品格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网络攻击中国家责任的判别标准

网络攻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热门话题,在互联网非中心化的结构中,确定发动网络攻击的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系确定网络攻击引发的国家责任的关键。关于这种归因性问题,主要有国际法院主导的有效控制标准和前南国际刑事法庭主导的一般控制标准之争。然而,二者的争论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探讨,具体适用于网络攻击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会发现二者都存在难以逾越的技术性障碍。另一种思路是,从谨慎注意义务的角度入手,追究国家不作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