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辅助人意见与鉴定结论证据属性比较研究

在鉴定结论已回归“民间”,还没有确定专家证人制度情况下,应当认为诉讼辅助人就案件事实专业问题提出的意见具有证据属性,不应将诉讼辅助人意见视为辩护人或代理人意见。在我国没有专家证人制度情况下,设立诉讼辅助人制度,却又不认可诉讼辅助人发表的意见具有证据属性,而将其列为辩护或代理意见,“名不正,言不顺”。诉讼辅助人意见不同于辩护、代理意见,应当确认诉讼辅助人就案件有关专业知识事实问题发表的意见具有证据属性。研究诉讼辅助人意见证据属性与采信标准,似乎单纯程序性证据问题,却决定案件事实能否得到公正客观认定。     

利用转基因植物生产口蹄疫可饲疫苗的研究进展与前景

从口蹄疫可饲疫苗的研究概况、生产技术要点、优缺点及需要改进的问题几方面阐述了利用植物反应器生产口蹄疫可饲疫苗的研究前景。综述了口蹄疫可饲疫苗的研究进展,介绍了利用植物反应器生产口蹄疫可饲疫苗的技术要点,包括在口蹄疫病毒遗传转化质粒载体系统中最常用的农杆菌介导法,提出了生产口蹄疫可饲疫苗需要改进的技术问题。     

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民主精神

随着传统艺术光晕的消失,艺术原有的功能与价值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艺术的全部功能颠倒过来了,它不再建立在礼仪基础上,而开始建立在另一种实践--传播的基础上,它原有的膜拜价值(对它独一无二性和光晕的膜拜)也被展示价值所取代.     

论版权制度在我国的起源

版权是人类对自己智力劳动产生的精神产品所主张的所有权,这种权利完整的内容包含精神和财产两部分。人们对精神产品最先意识到的只是精神权利,但对这种权利的保护有赖于保存和复制技术的发展。印刷技术使复制成本大大降低,精神产品背后的财产性利益也才得以体现,从而产生了以保护传播商为中心的原始版权制度。     

我国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动机研究

文章以2006年1月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的21家可转换债券为研究样本,运用事件研究、市场模型及横断面分析的方法,对企业宣告发行可转换债券的动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发行可转换债券融资的动机与Mayers的持续性融资假说所推论不一致,而是更倾向于Stein认为的"改善财务结构"目的.     

"计算机+程序"的可专利性分析

以"计算机+程序"的形式出现的发明的可专利性,是计算机程序专利保护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在分析"新颖点规则"、"结构变化论"等理论的缺陷之后,认为专利客体审查应该接受"整体论"的指导."计算机+程序"作为一个整体,应该被视为专利法意义上的"机器",自然可以成为专利法的保护客体.     

云计算与知识产权

在中国以及世界各地,一场重大的计算技术变革将要展开:计算技术将开始向“云端”过渡. 简单地说,有了云计算,远程服务器可以通过网络提供软件功能服务.这些服务器可能位于街边的某个位置,可能分散于全国各地,也可能在世界的另一头.云端不仅可降低计算的成本和增强功能,而且还可使人们在网上协作和沟通更加便利,并且允许用户通过任何一台联网的计算机得到需要的数据或使用需要的应用软件.许多人认为云计算将引发一场在规模上可以和个人计算机及互联网变革相当的重大转变.     

共同犯罪实行过限的判定标准

共同犯罪在刑法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为各国刑法所关注.在共同犯罪的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实行犯实施的与共谋的犯罪不一致、超出共谋犯罪故意的犯罪行为即实行过限行为.实行过限认定问题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重要的疑难问题,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和谐社会的政治利益分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新世纪新阶段现实出发,提出的重要治国目标、治国方略和治国机制。这一重大现实命题的提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优化和提升为包含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从不同的学科视界进行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看来,我们所生活和所建设的社会无疑是由众多社会成员个体、组织、团体、群体、阶层、阶级等单元或要素组合而成的复杂系统或有机体,这其中利益博弈是各类要素或单元之间的基本作用机制,利益关系是其基础性的关系,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本专栏的五位作者从政治学角度对社会利益关系与和谐社会建设之间深层次的关联进行学术层面的探讨,得出了比较新鲜和富有启发性的结论。     

数字环境中版权犯罪的实质刑法解释——以“复制发行”为视角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环境中的版权犯罪问题成为重要的刑法研究课题。在数字环境下对侵犯著作权罪予以解释,应立足实质刑法解释的立场,注重在案件事实与法律规范之间的来回顾盼。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情况,结合数字环境下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特点,综合考量刑法目的,实现刑法的实质正义。就"复制发行"规定、相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之间存在矛盾之处,在解释中应注意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性,并谨慎处理民事、刑事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之间的刑民分界问题,坚持刑法的谦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