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犯罪中电子证据的法律思考

电子信息网络技术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其技术本身的准确信和可靠性以及适用的灵便性都是毋庸置疑的,但由安全性问题引发的网络犯罪已趋多发态势。目前,我国对于网络犯罪中的电子证据尚无专门的法律规定,导致了广大司法工作者在办理网络犯罪案件时无所适从。本文尝试从剖析电子证据的本质概念入手,着重就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开展电子证据的收集、审查进行探讨。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完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在制度层面存在着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不强等特征,在实践中存在配合不紧密、监督不力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有其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原因,我们应该从立法上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程序和证据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加强信息沟通、个案沟通以及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等。     

中国古代衡平司法秩序构建理论与实践

中国古代司法秩序的衡平对于现代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天理、国法与人情等多规范综合法源的模式为衡平司法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制度基础。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始终秉持衡平观念,以践行中庸的治理思想,追求无讼的法律目标。引经决狱、执法原情、以礼入法是司法衡平理念下的技术实现。衡平理念可作为古代法律规范的法理加以解读,以此进一步深入挖掘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理观念,寻找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法治的借鉴资源。     

法官惩戒委员会设立模式的现状、困境和出路——以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为背景

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既是主体框架改革举措的进一步落实,也是对主体框架改革成果的进一步巩固。在司法体制主体改革阶段,确立了法官惩戒委员会改革的基本框架,即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一级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专门负责法官惩戒工作。对此,各地方积极开展法官惩戒委员会改革的实践探索,呈现出不同的法官惩戒委员会设立模式。在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的现阶段,通过对现有改革实践的分析与评价,法官惩戒委员会应当采用遴选委员会与惩戒委员会分立（职能分立）,检察官惩戒与法官惩戒合并（对象合并）的设立模式。     

日本专利体系中公知常识的举证与听证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判断创造性时常遇到"公知常识"的问题.我国专利<审查指南>(在后面称为"审查指南")对"公知常识"的定义尚不明确,这样容易在专利申请人、代理人和审查员之间引起争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历史变迁与体系展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地位是在历史变迁中逐步形成的,其具体呈现为三重面相的叠加。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不具有组织或职权一体性,二者之间的关联本质上是功能性关联。作为行使国家立法权的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与全国人大并非同质替代,而是有所分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若涉及重大价值决定,应当遵循全国人大的判断;在不涉及重大价值决定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充分自主地发挥其民主代议与协商的功能。作为宪法监督与解释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除能基于民主集中制开展政治控制型监督,还可通过宪法解释进行规范控制型监督。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地位的三重面相,由国家治理需要、政体结构特点及不同职权间的张力共同决定,应以此为框架,厘清全国人大常委会诸项职权的外部边界与内在界分。     

阳泉人大预算联网监督:让每一笔钱花到百姓心坎上

财政预算是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和方式,预算是否合理关乎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预算资金是否依规使用关乎千家万户切身利益。2018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及时作出决策部署,实施人大预算审查监督重点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改革,并要求人大对支出预算和政策开展全口径审查、全过程监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推动下,各地人大纷纷...     

判后答疑制度评析

自最高人民法院提出在全国法院系统大力推行判后答疑制度之后,判后答疑制度已在全国各级法院陆续试行。虽然实行判后答疑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司法公信力,以从源头上治理涉诉信访的产生,从而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并最终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但判后答疑制度的实践却使我们对该制度的实际功效产生了疑问。尽管如此,判后答疑制度在我国当今的司法环境中仍具有现实意义,也是我国现阶段为消除当事人的不满所能采取的最为现实的选择,因此,我们不能断然否定其存在的价值。     

论我国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兼析大调解与ADR的关系

近年来,为适应解决我国转型期社会纠纷的需要,全国许多地方都在大调解机制的建设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大调解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其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现实的制约。目前,我国大调解机制构建的价值取向和应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专门的大调解领导协调机构,理顺管理体制;整合相关机构和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此外,还要正确看待和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国家治理现代化下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为知识产权提供一种类似于“治安行政权”的保护,四十年来,为健全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并行运作的模式被称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还面临着正当性依据争论依然激烈、执法效能未能充分发挥及如何针对新领域、新业态进行适应性调整三方面的问题与挑战。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知识产权行政执法契合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大方向,是确保知识产权领域中“私法自治”原则实现的重要保障。为进一步优化与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要准确界定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关系,完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相关法律法规,破解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制机制障碍。在数字化时代,要从技术层面与制度层面提升知识产权数字行政执法能力,以应对网络技术、数据技术等新业态、新模式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提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