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事

目前,《中国司法》杂志社尚存有2004年至2012年已出版的各期杂志及部分年份的合订本,欲三折以下出售,有意购买者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联系电话:010-65152651。感谢广大读者一直以来对我刊的     

周强院长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座谈会上要求 牢牢坚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

<正>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全国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座谈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建设重要论述,深入分析人民法院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进一步研究和加强司法为民公正司法、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思路和措施,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人民法院工作进行部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作出了重要批示。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大会上作了《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重要讲话。     

论人大释法及其与香港特区司法终审权的衔接

《香港特区基本法》赋予了特区法院以司法终审权,而人大释法与之并行不悖。人大释法符合《香港特区基本法》与我国的宪法体制,虽然人大往往是被动释法,但却具有最高的权威性和较强的政治性,其解释规则亦异于特区法院。为了使人大释法与特区司法之间进行更好地衔接,需要进一步在实践中明晰《香港特区基本法》第158条、强化基本法委员会的作用并适时启动修法程序。     

司法公信力研究

司法公信力问题这是我们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面对和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课题。司法活动的非常态性、专业性和对决性决定了司法公信力的天生脆弱性,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推进,我国司法公信力得到增强,但目前司法公信力不高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司法审判不独立、法官素质不高、个案出错、执行不力等问题困扰着我国的司法界。提高司法公信力,必须创新法官机制、树立司法权威、不断提升法官的执业素质并从全社会深入推进公众的法律认知,力争使我国司法公信力步入良性的上升轨道。     

深化“法律六进”建设法治山东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赋予了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新的任务和使命。近年来，山东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围绕建设法治山东，紧扣“深化‘法律六进’、     

论舆论与司法的冲突及协调

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手段,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矛盾集中多发,舆论期望与司法结果将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随着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网络为公民行使言论自由权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舆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司法.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如何看待和协调舆论与司法之间的冲突,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不可避免的问题.     

让男女不平等不再发生

社会性别主流化，也称把性别平等意识纳入社会发展和决策的主流。1997年6月，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给社会性别主流化下了定义：“所谓社会性别主流化是指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上评估所有有计划的行动（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对男女双方的不同含义。作为一种策略方法，它使男女双方的关注和经验成为设计、实施、监督和评判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使男女双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发生。纳入主流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     

增强服务意识 提高服务水平

社区党组织是党在社区全部工作的基础,是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服务管理功能逐渐从单位剥离出来,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服务逐步向社区延伸,越来越多的政府公共服务和惠民政策需要社区去落实。只有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千方百计做好服务群众各项工作,才能打牢党在城市的群众基础。全省各级党组织坚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以"服务"为中心理念的推动下,围绕做好"服务"而开展的各项工作齐头并进,服务型社区党组织创建凸显出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的"闪光点"。     

论民事虚假调解案件的防范和规制途径——以一起虚假调解案件为例

民事调解本意在于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互谅协商，确定彼此权利义务的一种友好解决民事争议和纠纷的方式。但近年来，利用调解的形式。骗取司法裁决，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虚假调解案件日益泛滥，极大亵渎了司法的尊严，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2013年新民事诉讼法明确了诚实信用原则，规定了虚假诉讼侵权将受到法律严惩，设立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对虚假调解案件的惩治迈出了重要步伐。但民事虚假调解案件的有力规制，还需要多角度出发、全方位防范、多渠道惩治。     

论法学通说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

法学通说是法学研究的产物，是学术思想的凝结，也常常应用于司法实践。裁判文书中，通说既表现为理论通说，也包含了司法判例等实践通说。经验观察表明，当事人与法官都会应用通说，通说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具有作用。在法律适用环节，通说有助于法律规范的选择、案件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衔接并提高裁判结论的说服力。疑难案件是通说应用的主要场域。法学通说不是规范意义上的法的渊源，而是一种裁判理由，通说司法应用的本质是一个裁判说理问题。司法实践中，存在通说不发挥实质论证效力、法官不对当事人援引通说进行回应以及不同主体对通说的差异化应用等问题。未来需要对通说的援引条件和援引程序加以规制，论证义务是对法官主动应用通说的实质要求。在法律规范的基础上，法官以通说说理需要平衡当事人、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公众不同需求，以提高裁判结论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