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成因及其运作逻辑——基于D市社区基金会集合性个案的在地化观察

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是中国社会基金会在地化发展的主流模式。基于D市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集合性个案观察分析,揭示该类社区基金会的发展成因及其运作机理。一是发端以政府“高位推动”为主,市场和社会力量为辅;二是筹款募资以“定向捐赠”为主,资金自筹能力有限;三是业务开展以直接参与式的“运作型”服务定位为主,平台枢纽作用功能发挥有限等。这对未来进一步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发起型社区基金会的运作机制及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演进、变迁及动力：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的制度创新历程分析

“参与基层治理”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行动路径,支撑其参与的制度基础在二十年内反复发生改变,制度基础如何变迁、为何变迁？基于制度创新理论,采取时间序列方法研究社会工作参与基层治理制度基础的历史流变,发现这些制度倾向于将社会工作视为方法,解决基层治理转型中的问题或为平衡基层治理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双重目标间张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或规范与旧的结构安排之间的矛盾运动,牵引着制度基础多次创新。各项制度间有关社会工作职业化的制度要素在历史中得以持续、积累与定型,建构出基层治理中社工专业实践环境的体制机制。相比原有制度,社工站重视围绕人群需要及问题来设定自身职能,这有助于动用社会工作的知识基础来实现专业效能,巩固社会工作在基层治理体系的实践位置和作用机制。     

党领合作：中国情境下的基层合作治理何以达成？——基于L市脱贫攻坚经验的调查

基层治理中的政社合作是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问题。随着社会问题和公共事务的愈加复杂化,单个治理主体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基层合作治理在中国特色制度情境下呈现党领导下的政社合作治理样态。基于合作治理理论视角,本文对L市脱贫攻坚经验及其有效实施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基层治理中的“党领合作”机制,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下实现合作治理结构的搭建,进而在合作过程中通过主体信任、权责利共享、目标共享等达成治理目标,最终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一机制背后的逻辑是引入政治力量对行政体制内外结构性、过程性张力的有效消解,包括以条块整合克服“压力-能力”的矛盾,以政治动员消解“命令-抵制”的悖论,以政社联结弥合“政府-社会”的间隙等,进而破解基层合作治理中面临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权力共享与领导力、合作结构稳定性与主体变化动态性等矛盾挑战。“党领合作”机制不仅为基层效能治理提供了有益启示,也在比较视野中拓展了理解中国治理实践的理论基础。     

论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定位与限制

要理解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何以能够在我国发挥积极作用这一问题,就不能僵化执守立法权与司法权绝对二分的理念,应以埃利希的"法官之法"理论为视角.如是,可发现司法解释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其为立法与个别司法裁判之间的中介——不仅能与个案审判经验保持密切联系,又能对之加以普遍化.基于这样的认识,可将司法解释定位为基于司法经验的造...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问题和思考——以江门市江海区村级慈善联谊会为例

统一战线与基层社会治理高度契合,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具有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联系广泛、渠道平台、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等显著作用优势,但也面临诸多困难挑战。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江海区村级慈善会发挥乡贤“智库”、协商“平台”、公益慈善、民主监督、特色联谊等积极作用,启示我们必须完善“大统战”格局、整合“大统战”资源、营造“大统战”氛围、提升“大统战”能力,不断增强统一战线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     

浅谈《监督法》实施后人大内司委的司法监督工作开展

《监督法》颁布实施后,人大的内务司法委员会(或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如何做好司法监督工作,是人大内司委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也是一个新任务。     

完善人民陪审制度推进司法改革

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是由国家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一项民主和法律制度。人民陪审制度的实行,对实现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体现司法民主,保障司法独立,提高诉讼效率,扩大审判活动的社会效果,促进审判方式改革,培养法官良好的职业道德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贯彻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还存在许多问题。     

新媒体技术助力乡村治理

培育内生动力成为当前巩固脱贫和防止返贫的关键。新媒体赋权提供了一条培育农村低收入人口内生动力、助力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乡村治理主体的新路径。农村低收入人口通过新媒体的使用拓展了线上线下的社会网络,在赋权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自我身份和个体自主性。同时,借助各级政府部门的资助,农村低收入人口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新生力量和乡村治理的多元主体之一。新媒体赋权助力乡村治理培育多元主体,在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中发挥了纽带作用。     

非法经营罪司法扩张之检视与反思

当前我国非法经营罪的刑事立法对客观行为的罪状描述采用列举和兜底条款相结合的方式,但是这种模式在司法实践中暴露出弊端,即非法经营罪在司法解释层面和司法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扩张化趋势,与非法经营罪的立法旨意渐行渐远,逐渐违背罪刑法定原则。非法经营罪的司法适用需要在保持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对本罪的扩张进行合理地限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时代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并厚植于中国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基础上,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于一体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其最新理论成果。如果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国家的产生与消亡、国家的本质与职能等问题作出的科学阐释,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对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系统总结和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无产阶级专政与革命领导权、人民主体地位、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实现了创新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