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我国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机制的思考

刑事司法涉及人的基本权利,如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和隐私权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日益受到重视。目前,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刑事程序法为保障的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机制。但是,刑事司法人权保障机制还存在许多缺点和不足,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一、完善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虽然都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原则,但在现有的司法体制下,法院和检察院未能做到独立地司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针对这个问题,国家…     

恶意民事诉讼应纳入妨害司法罪

恶意民事诉讼,是指行为人为了牟取非法利益,采用伪造、变造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替其伪造、变造重要证据,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恶意将与其没有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卷入诉讼的行为。它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两个:第一,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实施了伪造、变造了重要证据,或指使、贿买、胁迫他人替其伪造、变造了重要证据,并以此作为其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实情况的支撑,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相对人向其履行某种义务的行为。第二,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具有牟取非法利益的故意,即行为人通过民事诉讼,希望人民法院支持其诉讼请求,…     

浅谈闭会期间人大代表的特别司法保障权

与广大人民群众不同，人大代表是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参与行使国家权力，管理国家事务，在执行代表职务过程中人大代表享有特别司法保障权，即国家机关为代表依法执行代表职务而采取的保护防范性措施和未经特别许可不受限制人身自由、逮捕或审判的权利。但是近几年来侵犯人大代表闭会期间司法保障权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表现在：代表进行调查、持证视察时遭到拒绝，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未经法定程序就被逮捕。这就有必要对如何维护闭会期间人大代表的特别司法保障权进行探索和思考。     

试析俄罗斯联邦的司法改革

1991年10月24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批准了叶利钦总统提出的《俄罗斯联邦司法改革构想》。从1991年10月至今,俄罗斯联邦进行了3个阶段的司法改革,制定了大批司法机关组织法,颁布了宪法司法、民事司法、刑事司法、行政司法和仲裁司法领域的大批法律。本文拟在简要介绍俄司法机关改革和司法法律制度改革的基础上,分析俄司法改革的特点,评价俄司法改革的得失,同时探讨俄司法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

《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行政处罚较大数额罚款标准的规定》已经2005年10月27日省人民政府第3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2月1日起施行。     

简论宪法的司法化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在司法领域获得普遍尊重，并经由法院加以适用的过程。照常理，作为法律的宪法由司法机关适用，是宪法的应有之义。     

美丽的了断

法律制度出自人的手笔,所以与人的认知能力密不可分。例如,法典化以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法典崇拜折射出可知论的乐观;诉讼理论从追求“客观真实”转向“法律真实”,则表明人类开始承认自身认识能力的局限。波斯纳在《法律与文学》中认为:法律起源于复仇。在专门的司法机构产生之前,复仇是私人与家族的事务,由于私人复仇导致社会成本过大,逐渐出现了专业复仇机构——司法机关。这种观点给予了一种启示:法律的任务是了断。诸多法律制度验证了这一点:诉讼时效:两审终审;举证责任……这些制度设计都宛如歌曲《当爱已成往事》所唱,“真的该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生活需要继续,冲突必须消解,所以陈年往事不再     

检察业务管理模式评析

现行检察业务管理模式受我国政治体制、司法架构、党政机关管理方式的影响,领导权能多元化、管理过程行政化、管理方式多样化、绩效考评简单化等特征相当突出,在机制设置的科学性、业务人员的适应性、业务活动的有效性以及社会评价的满意度等方面存在不小的缺陷和不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检察业务管理机制的根本途径在于重构内部业务架构、完善业务领导模式、规范行为控制体系、实施专业化质量评估.     

论格式条款的司法规制——从诚实信用原则视角分析

格式条款的大量使用在给人们带来方便、快捷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的不公平的可能性。现代司法实践的发展使得司法规制成为对格式条款进行规制的主要方式。对格式条款司法规制需要依据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判断格式条款是否订入合同、解释格式条款之疑义、认定格式条款之效力来进行。     

现代司法理念与司法为民——一个凌架于最高标准之上的标准

司法为民是最高法院提出的运作和衡量司法活动的一个重要价值目标。值得质疑的是它并不是从司法程序的内部结构、规律与立法的精神方面考虑问题。司法为民只能是司法公正的下位概念,即在一般的国家集体公共利益与百姓利益发生对立时,在司法公正缺乏法律和理论依据时,以为民的价值倾向作为公正的标准,并以此设计制度和具体操作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