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嬉笑中有锋芒

提起西汉人东方朔,最为后世乐道的是其滑稽状。司马迁在《史记》里给予他"滑稽之雄"的封号,明人吴承恩甚至把"东方朔偷桃"的逸闻写入《西游记》,使其化身为东华帝君的门下仙童。实际上,在东方朔另类诙谐的性格之下,隐藏着难得的智慧与眼界;而嬉言笑语掩不住的,又是怎样一种志趣抱负无以伸展的痛苦。     

史上最可惜的英年早逝者

笔者认为．汉朝的贾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令人惋惜的早逝者。历史上有不少人持这样的观点，例如司马迁，例如李商隐。其中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贾生》一诗，读之可令人泣下：“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     

司马迁的政绩观

政绩,即官员在任内的工作成绩,是时下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因为它与干部的升迁荣辱紧密相连。其实,细究起来,这也是“古以有之”,不绝史册。“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战国策·燕策》)这就是讲的政绩。商鞅法行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     

张汤自杀及其背后

前115年，刘彻第25年，霍去病死后隔年，长安发生一件大案，时任御史大夫的张汤自杀了。张汤是司马迁着重点名的酷吏，班固没觉得他是酷吏，单独给他写了传记。今天的小说或者电视剧，提到张汤，一般是阴狠冷酷的反面角色。     

试论司马迁与《史记》旅游文化资源开发策略——以陕西省关中地区为视阈

《史记》对中国文化的构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有着深刻广泛的影响。《史记》蕴含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丰富多彩,蕴涵深厚,只有通过合理的开发与整合,才能使其在当今的旅游业中显示出独特的魅力,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同时使司马迁与《史记》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贤士护疆

班超是东汉初年著名的贤士．他的父亲班彪．兄班固、妹班昭是继司马迁后，有“三班”之誉的著名史学家。史载他从小孝顺恭谨、吃苦耐劳、博览群书，年轻时为生计替官府誊抄文件．但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志向更坚。一次他忍不住将毛笔投在地上说：“男子汉应当为国建功封侯．岂能只埋头于笔砚问呢!”这就是“投笔从戎”成语的由来。     

自谦者成事 自大者败事

汉王朝统治中国时期，汉代西南部邻国中，夜郎国（在今贵州省）最大。某年，汉使者来访夜郎国，夜郎王竟然问使者：“是你们汉朝大呢？还是我们夜郎国大呢？”汉使者愕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评道：“只知通道，故不知汉之广大。”“夜郎自大”遂成为妄自尊大的代名词。     

史记中的音乐思想解读

司马迁所著《史记》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太史公所生活的西汉时期已然是礼乐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他在《史记》中直接或间接的表达了自己的音乐思想,紧密联系社会、政治、音乐和自然于一体,音乐是自然界万物繁衍生息、和谐发展的反映,是人有感于外物的内心表现,对人的全面发展起到积极与重要的作用,且翔实大量的史料记载和音乐事件,为解读司马迁时代的音乐特征与形态留下了重要的资料。     

在“庐山与全面抗战的形成”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0年1月13日)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匡庐奇秀甲天下,自司马迁将庐山载入《史记》后,历代文人墨客总是慕名接踵而来。现在的庐山集风景名山、文化名山、教育名山、科技名山、宗教名山、政治名山于一身,是驰名     

《史记》的“成书、学术罪案与主要特点”新探——兼同南师大张进（晋文）先生商榷

学术界有些人认为：《史记》是司马迁受宫刑的产物，《史记》“缪于经”、是“谤书”，等。对此，我们认为：司马迁能写出《史记》。与史官世家、正确的史观、深厚的学问功底、丰富的实践阅历以及宽松的政治环境等因素密不可分；《史记》没有“缪于经”，更不是“谤书。”这些评价经不起认真的推敲，违背了历史客观事实；《史记》首先是吏学著作，不能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作为史学著作，有其独特的特点与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