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行合一"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议行合一”是巴黎公社在革命特殊时期所采取的非常措施 ,其有效性没有经过历史的检验。马克思恩格斯也没有将其上升为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一般指导原则。“议行合一”本身带有明显的空想和集权的色彩 ,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权力配置和政权组织的一般原则。当代中国政府体制的重新建构 ,不仅要在理论上抛弃带有空想色彩的“议行合一”原则 ,更重要的是在政府过程中改变“议行合一”、权力高度集中的实际运作模式 ,以分权原则来指导中国政府体制改革     

论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效力

本文结合新旧婚姻法的对比分析 ,对约定财产制的效力问题进行探讨。约定财产制具有与法定财产制同等的法律地位 ,并有优先适用的效力。约定财产制的效力问题涉及到效力判断、效力范围和效力限制等三个方面     

法律亚权利:权利拓展的文化背景

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认识和改造自然界和社会本身,对权利现象的认识是一个螺旋式的渐进过程.权利拓展背后的现象之一是法律亚权利现象的存在.在法律体系上,对待权利问题我们常常思维格式化,总是忘却习惯权利和道德权利的存在.我们的态度是惟一的,只承认国家制定法即认为国家制定法是全部的法律,不仅排斥了大量的习惯法,而且还否定了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观念与国家法律的相容性.     

再论"母系制"、"母权制"与女性社会地位

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认为在母系社会里,女性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即所谓的“母权”。从世界史、人类学的视野来看,母系制与母权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母系制社会并不必然地导致母权的出现,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是由母系制这一单纯的世系因素决定。     

以“三台合一”为契机大力推进城市应急机制建设

110必须与时俱进,实行110、119、122"三台合一",建立城市应急机制已势在必行.当前城市应急机制建设中还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机制尚未完善、立法相对滞后、特服号码过多、经费装备没有保障等问题.为此,要采取统一接警、分级分类处警的模式,统一特服号码;要切实提高全社会特别是党委、政府对城市应急机制建设的认识;要大力加强对城市应急机制建设的宣传教育;要加快有关城市应急机制法律法规的立法步伐;要设立地方应急处置领导机构,加强对应急机制建设的指导;要加大投入,确保城市应急机制建设所需经费.     

关于"科层制"与"官僚制"的概念辨析

"bureaucracy"一词被翻译成"官僚制"介绍到中国,但是由于有着历史上的先例或是避免带有感情色彩引起的麻烦,"科层制"与"官僚制"被人们混同使用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传统,本文拟从寻找"科层制"的历史源流和对"官僚制"概念的离析,为两个概念正本清源,试图为将两个概念分开来做些努力。     

官僚制：中国行政现代化的陷阱？

依据韦伯的“官僚模型”建构的传统政府,受到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浪潮的强烈冲击,从70年代末起,西方各主要国家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行政改革运动,并一直持续至今。面对这一全球化的运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行政改革应作何回应?在对官僚制进行梳理和剖析的基础上,并对中国自身传统与现状的深层体认之后,该文认为建构与完善现代官僚制是实现中国行政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     

人事部经理与工会主席身份合一的角色辨析

在对基层工会的实地调查中发现,许多企业中存在着人事部经理与工会主席身份合一的现象。二者的角色特征存在着本质不同,身份合一的局面导致了角色冲突,并造成了一定的体制性弊端。因此应该从明晰角色、明确职责、摆脱依附关系几个方面对工会主席进行角色调试。     

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在中国行政改革中的适用性分析

官僚制因为适应了工业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传统公共行政的支柱范式之一。但是自上世纪70年代起,西方各国的官僚制逐渐出现种种的现实困境,一场声势浩大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西方世界。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谁更适用于中国的行政改革呢?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仍然存在着发展和完善官僚制的土壤,但是新公共管理的运行环境发育并不成熟,因此,官僚制更适用于当前的中国行政改革,但新公共管理理论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目前我国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弥补和完善官僚制。     

自治项目嵌入、共同生产形成与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破解——基于上海市“乐妈园”项目的个案分析

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最近成为研究热点,其具体体现为公共服务脱离社区、公共服务无法精准对接公众需要和公共服务供给中政社协同程度低等方面。上海市“乐妈园”项目嵌入社区后形成了属地化机制,进而激活了社区内部的共同生产机制。一方面,草根项目团队可以借助多元途径准确了解居民需要,通过项目设计环节的共同生产提升服务的精准性。另一方面,项目团队与体制内力量和居民在项目“拆包”过程中开展合作治理,通过项目实施环节的共同生产促进了项目的顺利落地,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从政策意涵上看,基层政府应该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统筹作用,通过项目化载体吸纳社会参与,形成政社合作治理,缓解公共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