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农民问题之中国方案

我国是以小农为主体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选择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国策,扶持小农也必然是基本国策。无论是"消灭小农"论还是"兼并小农"论,恐怕都解决不了中国的农民问题,还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而"组织小农"论可能是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正解。在当下中国,以村社内置合作金融的方式将小农重新组织进村社体系,创建内置金融村社联合社体系,以促进小农共同富裕和应对市场化造成的小农返贫,应成为我国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     

试析中国与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以石油合作为例

中国近年来努力深化与巴西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坚持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理念,通过在石油领域的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得到再升级.中巴石油合作现已取得多元化、多层次的长足进展,但未来仍存在诸多应予重视的障碍与挑战.中巴石油合作与中巴战略伙伴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具有坚实而持久的合作基础.展望未来,中巴两国石油合作应更加注重合作的良性发展,深入挖掘合作潜力,进一步夯实合作的基础.     

市场经济发展引起的法律价值观变化与行政法回应——从行政法制民主化和注重运用条理法的视角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走向经济民主化,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引起法律价值观变化值得关注;在北京进行的典型调查表明,随着改革的深入,现代法律价值观正逐渐丰富;行政法制革新要积极回应法律价值观的变化,从行政法制的基本原则、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等方面推动民主化进程;在新形势下要深化改革、更新观念,还要注重认知和运用条理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国是

高层High Level胡锦涛中越关系因南海争议出现一些困难,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新华网电,国家主席胡锦涛9月7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会见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就巩固和发展中越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胡锦涛强调,近来,中越关系因南海争议出现一些困难,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要坚持政治解决南海争议,坚持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道路,坚持双边谈判和友好协商,坚持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大局。在当前形势下,双方要保持冷静克制,避免采取任何使争议扩大化、复杂化、国际化的单方面行动,不使南海问题影响东亚合作和地区稳定大局。     

从经济自由到社会公正——欧盟对自由流动劳动者社会保障的法律协调

自由流动是实现欧洲单一市场,进而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基础。而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既有与其他生产要素相同的地方,又有自身的特殊要求,特别是只有保证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其社会保障权利不受到损失,劳动者才能有自由流动的积极性。但如何对成员国千差万别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协调,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欧盟在协调自由流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利方面已经有50年的历史,主要采取的是法律协调方式。本文分析了欧盟对自由流动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法律协调的历史发展、主要立法和原则、特点及其局限性,指出,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欧盟对自由流动劳动者社会保障法律协调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但它具有其他国际机制所不具备的优势,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略谈《人民调解法》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0年8月28日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 《人民调解法》),这部将于2011年1月1日实施的法律被认为是人民调解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共6章35条,在总结我国民间调解经验的基础上,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人民调解的性质、任务和原则,调解组织形式和调解员选任,调解的程序、效力等问题作出了规定.本文拟通过分析 《人民调解法》的立法背景和其现实意义、突出亮点及对其具体内容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对《人民调解法》务文中存在瑕疵的浅见等方面来探讨《人民调解法》的相关内容,以期对该法有一个清晰的了解与把握,为觅寻人民调解完善之途径奠定基础,进而为“大调解”局面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些许裨益.     

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反恐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措施

反恐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主要活动方向之一,自成立以来,该组织在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十年间,通过多次的谈判、协商签订协议,达成共识,并建立了相关的法律和机构,使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职能空前扩充,维护地区安全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虽然如此,但其在反恐领域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其与世界其他国际组织及国家之间的反恐合作。     

论青年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青年马克思通过对以往法哲学思想的批判吸收,其法哲学思想逐步形成。这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早期法哲学观的唯物主义转变以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法与经济基础的论述和《共产党宣言》中对法的本质的剖析上。尤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资产阶级法的本质作出批判和分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吻主义法学已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本刊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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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

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参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是战后日本东亚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对外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历史背景与战略考量进行简要梳理,从战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变迁中追根溯源,分析其动机、资源和手段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在特定的战略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已有资源,从而在既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存在感,这既是吉田路线以降诸多日本外交战略倡议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核和共通之处,也是指导战后日本在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战略初衷.在实践中,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新的安全理念和治理理念从国内到区域层次的映射与推广以及官民并举、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增强了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