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解释的疑问——以刑法立法解释为中心

真正意义上的立法解释,是指在刑法施行过程中,立法机关对发生歧义的规定所作的解释.但是,这种立法解释不符合法治原则的要求,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不符合解释的必要性,不符合客观解释目标,也不是发现法律真实含义的有效途径.     

中国刑法理念的前沿审视

刑事法治建设中的刑法理念超越刑事立法、刑法解释技术和刑法规范文本占据着更高的位置,具有根本性的引领作用。刑法理念引领、统摄刑事立法、刑法解释和刑事司法,但其作用场域不应包括刑事政策领域,其根本和关键在于坚持形式与实质统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的罪刑法定理念。罪刑法定既是一个原则,更是一种理念,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等于罪刑法定理念的树立和恪守。罪刑法定的核心归结为一点即是通过强调限制国家刑罚权即立法者的制刑权和司法者的求刑权、量刑权以实现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审视"两点论"与"一点论"的争议,"一点论"更可取。单单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并不能消解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文字困境",需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人道主义理念的补足和调济,即在刑事立法上需要由重刑主义、功利主义、万能主义刑法立场向表征人道主义、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宽缓化刑法立场转变,在司法上需要恪守和践行国家刑权力的克制、宽容和谨慎,在刑法解释中需要贯注和坚守人道主义。基于宪法与刑法之间母法与子法、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分析,刑法突破自身"视限"寻求正当性的更高指向和衡量标准应当是合宪性。"风险社会"理论无法为"风险刑法"提供理论支撑,二者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结。"敌人刑法"在本质上与"风险刑法"有契合之处和内在共通性,二者都强调刑法介入早期化、法益保护前置化,实际上都是对刑法威慑恐吓效应特别是积极的一般预防机能的重视和强调,凸显注重以行为人为基础的社会防卫理念的抬头,实质上都对以行为为基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理念提出了挑战,蕴藏着不可控制的隐性法治风险和人权保障风险。基于刑法的保障法地位、后置法角色,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风险刑法"和"敌人刑法"理念应当慎行。     

从旧兼从轻原则之“不能承受之重”——对最高院《关于〈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之反思

从旧兼从轻原则不仅适用于定罪量刑,还适用于刑罚执行,因此,《解释》中无论是关于定罪量刑的规定抑或是关于刑罚执行的规定,都必须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然而,《解释》的8个条款中竟有4个条款突破或僭越了从旧兼从轻原则,而且,《解释》对刑法的从轻适用,并非整体适用某一相对较轻的法律,而是选择适用数法律中对于犯罪人有利的法条,实乃从旧兼从轻原则之不能承受之重。反思《解释》,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刑法》总则第12条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来决定适用新旧法,同时,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应整体适用轻法。     

城市基层社会的数字化治理

北京市X区J街道H社区在社会文化建设、社会服务提供、基层民主选举等几个领域内所发生的“治理一应对”的运作过程说明：当前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在很多方面表现为一种“数字化治理”模式,治理对象不是社区里的人或事,而是档案、数据、文牍等数字化内容,以此达到掌控基层社会情况、增加合法性、突出政绩等目的。同时,这种治理模式也直接促使社区事务执行者在不断提高文牍技术、注重细节、追求形式化的同时,采取变通、重新解释、选择性关注等方式,形成了新的社区运作逻辑和基层应对策略。     

滞泥失经意穿凿侮圣言——朱熹经典解释弊病论研究

朱熹对古今学人解经方法的弊病多有指陈和论析,拘滞泥著、穿凿附丽是其论议较多的两种弊病。在朱熹看来,这两者各有其具体的表现形态,前者常见的有：执著己见,牵于旧说;滞于一端,一概排定;胶执字训,以词害意;泥其小处,失其大本。后者常见的有：妄作比附,率意牵合;强通硬说,横生曲解。朱熹认为,这两种弊病各有其生成的原因,并对经典解释活动造成不同的负面影响,有必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革除。     

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保险法》第43条之解读

如何规制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法律效果至关重要,《保险法》经过2009年之修订已有所进步。然而,《保险法》第43条之体系解释依旧难以自圆其说,依然存在许多有待检讨之处。问题的关键在于恰当处理防范道德危险与保护其他权利人之间的关系。显然,道德危险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应当从严认定,其他权利人的利益应当优先保护,立法也应当沿着这一思路逐渐完善。     

找寻与契合——毛泽东加快过渡理论的关节点

本文考察了1952年毛泽东为推进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找寻具体途径。1953年李维汉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论证了原未了解其功能的国家资本主义,正是改变资本家私有制的＂主要环子＂,该调查报告恰逢其时,为加快过渡的理论提供了合法性解释及实证的支撑。这种找寻与契合,成为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关节点,起了＂催生＂的关键作用。     

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若干条文的否定性思考

《司法解释（三）》相关夫妻财产的操作性规定,存在疏漏不少：不合中国情理、有违婚姻伦理性特征、背离宪法妇女权力保护的规定及精神、抵触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的法律规定、没有衡平善意受让房产人和配偶他方的权益、无益于婚姻家庭的稳定与个人财产的保护。     

法律解释中的交易习惯——以我国合同法为视角

我国合同法中的交易习惯应当是事实上的习惯,不一定具有强制力,但必须得到当事人的认同。如果把交易习惯局限于经国家认可的习惯法,那么势必与克服制定法僵化的立法目的相悖。一般而言,交易习惯是具体的,而制定法却是抽象的。狭义法律解释实际上就是将制定法具体化,因此,交易习惯在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此外,交易习惯在合同解释和事实认定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