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性民事权利的滥用及其控制——兼论公法控权理论之引入

民事权利经过集中和整合可能质变为强大的权力性权利。这种权力性权利易于被滥用,是民法应予控制的对象。传统的民法控权理论没有区分权利的大小强弱,并且过分倚重国家权力而忽视社会的自治力量,无法控制权力性权利的滥用。民法应当运用分权控权、社会控权、程序控权、弱权整合等控权方法,来控制权力性权利的滥用,以实现从调整平等关系到增进平等关系的转变,并努力促进公法与私法在控权理论和观念上的互动。     

境外旅游减灾三招

招数1：购买商业保险 从风险保障的角度来看，每位旅客都应在出境游前购买一份旅游意外伤害保险。购买旅游意外险后，出游者应该将保单放在家人或受益人能找到的地方并告知。     

越界果实获取权与住宅自由权的冲突

相邻关系作为民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自古以来都受到格外的重视。本文着眼于农村的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理清当前我国相邻关系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完善相关制度,妥善解决农村生活中的纠纷。     

浅论《物权法》中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物权法》第一次引入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一项空白。在这之前只有《土地登记规则》中,对业主的相关权利提供保护,但是规定得非常简单。随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住进了商品房,这方面规定的不足逐渐显露出来,开发商、物业公司以及业主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物权法》的颁布虽然确立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但其规定还是较为粗糙。本文针对《物权法》中的相关问题简要的分析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行政非诉执行监督的“裁执分离”制度

行政非诉执行的“裁执分离”是人民法院为解决行政案件“执行难”问题而采用的一项创新性制度，从司法实践看，该项制度对解决非诉行政案件中的“执行难”问题,特别是涉及不动产类案件的“执行难”问题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此项制度创设过程中法律依据和理论储备不足，以及相关配套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司法实践也引发了不少困难与问题。需要从立法、司法解释、执法以及法律监督层面进行监督和规范。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理论基础、演进逻辑及创新发展

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理解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内在逻辑对推动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公共物品、交易费用、交易价值理论是理解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基本理论，“目标—过程—结果”是对其分析的基本框架。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存在化解公地悲剧、降低交易费用、实现公共价值的内在逻辑。未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需要在目标、过程、结果方面持续创新。在目标层面，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局部波动与整体稳定、稳定可控与市场浮动的关系。在过程层面，要推动强化政策衔接、优化政策覆盖、创新政策措施。在结果层面，要平衡好公平与效率、专业和参与、合作与竞争等方面内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创新发展应以持续助力实现“双碳”为目标。     

行政诉讼履行判决的类型与适用——基于“不履行法定职责”类型化的分析

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包含不予答复申请、违法拒绝合法申请和违法拒不作出依职权行政行为三种类型。与此相对，履行判决实际上包含要求答复申请的履行判决、要求同意申请的履行判决和要求作出依职权行政行为的履行判决三种类型。要求答复申请的履行判决适用于行政机关不予答复的情形，在判决方式上，出于最大限度尊重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考量，应采用程序性判决。要求同意申请的履行判决适用于行政机关违法拒绝合法申请的情形。在行政机关违法拒绝合法申请时，法院原则上应当作出撤销并重作判决，如果发现无需行政机关调查以及裁量，则应当作出实体性履行判决。要求作出依职权行政行为的履行判决是法院要求行政机关对第三人作出干预行为的判决。这类判决的适用条件应当比前两类履行判决更加严格，不仅应当满足无需调查及裁量要件，而且需要满足重大性要件和补充性要件，在判决方式上应当采用实体性判决。     

我国防止起诉权滥用的内在结构

如何防止起诉权滥用是司法改革的重要问题。两大法系国家主要采取司法控权的模式，而我国则采取检察控权的模式．两者具有不同的内在结构。它与检警关系、检察机关角色定位、警察机关的职能、公诉的证据标准有重大关系。事实上，我国具有独特的公诉权制约机制，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国现有预审程序的改革建议忽视了上述方面的系统性，改革应当整体推进。     

《物权法》的突破和缺憾

时下的中国，几乎社会经济生活中诸多焦点、热点、难点问题，如国企改革、土地管理、房屋拆迁、物业纠纷等等，无不涉及产权关系的明确、权利人财产权益的保护。去年3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突破性条款被写入宪法，但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原则性规定只有通过部门法律的具体规定来实现。这一重任责无旁贷地将主要由《物权法》来承担。     

“第三者”侵害婚姻家庭的法律责任

现行婚姻法中完全无过错离婚制度的建立以及故意侵害配偶权补救方面的立法空白在实际上减轻甚至取消了某些配偶或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法律责任。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确立了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但这显然不足以抚平无过错一方的精神创伤,更不能有效地制裁破坏他人婚姻家庭关系的“第三者”。为此,《婚姻法》应尽快确认“第三者”侵害配偶权的侵权责任,通过这种立法保护,使婚姻家庭关系不受非法干涉,这是我国《婚姻法》目前所应承担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