雀巢状告“多美滋”侵犯商标权

2003年7月，原告上海新发现人才服务有限公司申请注册“新发现”商标，并于2005年7月获准注册，核定商品范围为期刊、杂志、宣传画等。2005年4月，被告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同法国爱克西里奥出版集团合作出版了《新发现SCIENCE＆VIE》，该期刊名称的法文原意是“科学和生活”。2005年9月，新闻出版总署向被告核发了《期刊出版许可证》，准予被告出版期刊《新发现》。原告认为，被告侵犯其商标权故起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请求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销毁侵权杂志．登报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2万元。     

技术侦查的法律规制

技术侦查是现代科学技术与侦查高度结合的产物，从犯罪侦查的发展趋势看，技术侦查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课题。技术侦查法制化具有现实合理性。但由于人们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制度上的缺陷，始终没有赋予这种手段公正、合法的地位。应该通过立法确认将技术侦查上升为一种重要的侦查方法，在刑事诉讼法中引入技术侦查的概念并进行全面的规范，注意把握程序正当性原则，兼顾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构建规范的技术侦查实施体系。     

试论经济犯罪案件初查

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在侦办经济犯罪案件过程中,往往在立案之前开展初查工作.初查的合法与否成为理论上的争议和司法实践中的困惑,如初查行为是否合法、初查取得证据是否合法、初查的任务如何评价等,应完善诉讼制度中的初查.     

浅谈我国法院调解制度

法院调解在国内素有优良传统的美誉,在国外则被誉为东方经验,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极为重视且大力倡导法院调解,审判实务中的大多数民事、经济纠纷也是以调解结案的,法院调解已成为我国民事审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然而,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民事、经济法律的不断颁行,并经过了“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三步曲变化发展,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     

上海法学界反思06反商业贿赂

上海市工商局法制处刘建德处长首先说,在工商部门查处商业贿赂过程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普遍性.2.手段多样性.3.查处的艰巨性.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我们仅从表面上去查很难查,很多案件都是由于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跳槽时与原单位产生矛盾主动交代的.我们查处过程中发现许多企业都要做很多套账来规避,最多的企业有七套账,查处是很艰巨的任务.从医药购销这方面已查获的案件也可以证明刚才诉说的查处的艰巨性.药品招投标,投标人付质量保证金,这本来是好事,但出现不中标时间久了医院不将保证金退回,企业也不来拿,过几年后就当作医院奖金发了.我们认为这个案子是商业贿赂,但有很多人包括律师认为这个案件还是值得商榷的.……     

法官12年上访申诉路

从1994年11月被迫开始进京上访到2006年11月被法院平反,12年,整整一轮,陕西省富平县人民法院56岁的法官王亚光终于得到了一纸盖着公章的文件《关于王亚光同志上访申诉问题的调查处理决定》:"我院党组认为,既然王亚光同志承办的案件‘总体上都是正确的',且办案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得当,不存在‘违背审委会决议制作判决书'的问题."……     

对信用卡恶意透支独立定罪的思考

本文通过比较信用卡恶意透支行为和其他三种信用卡诈骗行为在犯罪客体、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以及责任转化等方面的差异,得出恶意透支应当独立定罪的结论,并做出立法设计,同时就恶意透支罪相应的主体范围、非法占有目的和银行催收问题提供了司法操作建议。     

自力救济合法与非法的界点在哪里

近日，人民法院网站登载的两则新闻在论坛上争议颇多。一则是：2006年5月1日，周某驾车与岳女士发生交通事故。经交通部门认定，周某对此事故负全部责任。同年5月5日晚19时许，岳女士与三个朋友到周某的暂住地要求解决赔偿一事。岳女士抓住周某的手腕将其从屋里拉到院内打110报警，后在他人劝说下把周某放开。周某趁其不备从暂住地跑出后一直向南跑去。岳女士与朋友随后追赶，赶至南大河岸边时，看见周某在河里向南岸方向游去。后接到报案的民警亦赶到河边。岳女士等人将事情经过告知民警后即离开。     

“好猫论”的出台

1961年后，部分农村自发兴起“包产到户”，对于人民公社制度是个突破，争议很大。1962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这一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哪种生产形式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可以使它合法起来。他引用安徽民间谚语：“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抉择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解释——源于对“法官经商案 ”的再思

在“法官经商协议有效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所签经商协议之效力不因违反法官不得经商之法律规定而无效，其中所隐含的法律解释逻辑及深层理论基石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博弈——兼顾法律规定字面含义而符合法律体系划分所体现的法治精神的温和的实质合理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观之，此种解释的当代合理性在于实现了效益最大化。